创新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创新投资是支持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简称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一直偏低。近年来，我国大幅增加财政科技投入，201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76%，但仍然明显低于日本、韩国、芬兰等创新型国家3%的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接近60%，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科技投入结构。而在创新型国家，政府研发投入一般只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30%左右，7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和机构。因此，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远景目标，必须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补上研发投入的短板。影响企业和机构扩大创新投资的因素，主要是创新投资是高风险投资活动。因此，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需要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降低创新风险。
　　降低创新投资的机会成本。这是避免创新资金大规模流失的重要措施。机会成本的存在会产生创新投资替代效应，也就是创新投资的收益率与其他投资收益率的对比变化会引起其他投资行为对创新投资行为的替代。比如，前几年，当股票、房地产投资的相对收益率迅速提高时，高科技产业及其他实业企业的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去年和今年，随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流出“两市”的相当数量资金又流入短期借贷、艺术品市场以及资源型产业等领域。创新投资作为盈利性投资的一种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投资领域盈利水平的影响。我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价格短期内轮番快速上涨，使不少社会投资者卷入“造富”的狂热中，不仅对实业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也挫伤企业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实现投向创新开发领域的社会资金持续稳定增长，必须着力实现有关投资领域的平稳发展，抑制经济泡沫，降低创新投资的机会成本。
　　保持产业政策稳定。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可控性及可预测性，从而影响创新投资决策行为。比如，政策性的产业进入壁垒会直接影响创新投资进入的成本，决定资本品的长期价格及创新成果的市场价格，进而影响市场需求规模等与创新投资收益密切相关的因素。列入国家振兴计划的产业往往由于得到政府的扶植而使相关创新投资的风险得以降低。因此，产业政策是企业和机构创新投资的风向标，必须科学合理制定政策，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否则，就会使企业难以把握中长期产业发展前景，使投资者无法估计投资风险和机会，从而影响企业和机构创新投资的积极性。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为了保障创新投资者的创新收益，许多国家实施了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及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为了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资，近年来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普遍对入驻园区企业采取了降低税率或减免税收等政策。由于目前我国各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的企业以生产制造类企业为主，投资重心大多放在引进技术及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致使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大多集中在科技成果的应用领域，而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实际上依然较低。通过与创新型国家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管理比较粗糙，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提高招商引资业绩的筹码和部分企业“合理”避税的依据，鼓励创新研发投资的针对性不足，优惠政策的力度也与鼓励创新投资所需水平有差距。只有调整税收政策的优惠重点，完善实施细则，定期巡视检查享受优惠政策企业的核心业务，及时调整优惠对象，才能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定向鼓励作用，引导企业投资向创新研发倾斜。
　　优化国家创新研发资源配置。优化国家创新研发资源配置，可以刺激和放大全社会的创新投资。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绝对额及其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占比都居于世界前列。近几年，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细化科技预算的内容，提高了预算编制的透明度，增强了财政部门对科技经费的宏观监控能力。但是，由于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决策分散，且对财政科技投入带动社会创新投资的功能重视不够，加上对研发经费使用的监控不健全，导致国家创新研发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国家创新研发投入对社会创新投资的带动效应均较低。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不仅要确保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更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体制，创新国家投入与企业投入的合作模式，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杠杆和增信作用，吸引民间风险投资，更好发挥国家创新研发投入带动企业及机构创新投资的倍增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