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没什么是新的。”的确，因为一切都透亮。可重复和似曾相识的感觉，是阳光的温暖。特别是冬天的阳光，使一切都趋于安静和内省。
　　伴随今年秋天的远去，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个真正的冬天开始了。只是，世人还没望见那内省的阳光。“魔鬼就在‘只是’这个词中。”这几乎无一例外。
　　就在这个冬天来临的前几天，在很可能是今后新型全球合作协调主体框架的20国集团的法国戛纳峰会上，各国首脑就预感到了今年这个冬天的严峻，所以不再像2008年伦敦峰会时那样谈经济增长“强劲可持续”，而是坦承“减缓走弱”。这既是明智，也是面对事实的无奈。
　　先是希腊，后是意大利，现任总理辞职，引起了政治震荡，这并不出乎世人的意料。相比哪个政客上台下台，世人更关心意大利走向历史新高的国债收益率，已使这个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第七大经济体最终可能屈从于救助的恳求，从而很可能将欧元送入历史。虽说个别经济学家（比如MIT的多恩布什）早在欧元面世前，就有过最悲观的估计，可真要是那样，可真会把世界拖入自大萧条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在当今的货币金融和经济乱局之下，还能产生新时代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便确保全球经济进入另一个“黄金增长时期”吗？至少在当下还不见任何迹象。说起来，无论哪个时代，人类从来就不缺坚定意志、充满智慧、有强大领导力的精英，但这次全球大规模金融危机已爆发三年多了，然而人们还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精英露头。
　　面对1929年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盘而带来的大危机，当时绝大多数人起初都相信危机很快会过去。但危机及其导致的“大萧条”却持续多年，并引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其永久铭刻在了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生活中。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们预见到了“大萧条”，却没有预料到世界大战。凯恩斯因为参与了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谈，而在他那本《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明确预见到了另一场世界大战，却也没能料到“大萧条”。尽管如此，凯恩斯在二战后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经济秩序重建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力量。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的“黄金增长期”，给了世人对凯恩斯保持永久性尊重的充分理由。
　　另一位值得尊重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尽管他可能既没有明确预见到“大萧条”，也没有预料到世界大战，但无论这两重灾难的哪一个，以及战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都是对他在1908年26岁时于《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或毁灭）”的最好验证。当然，熊彼特的这个概念，对特定一代甚至几代人而言，并不是愉快的事情，甚至充满着痛苦。
　　在熊彼特提出他那个概念100年后，人类是否又走在了类似上个世纪初的轨道上？或者，是否那些情形又要重复？平心而论，没有谁愿意给出肯定答案，也没有人不希望这次危机很快会过去。但是，良好意愿和现实往往不是一回事。
　　看上去，人类相比100年前强大多了。但这种强大的基础并不牢固，甚至还很脆弱。交通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及时管理”和“零库存”式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成了物流业和生产经营的核心，这不仅减少了资金占压，也大大缩小了仓储建筑设施的规模，在前所未有地使全球生产经营高效紧密简洁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成本。然而，也正是这环环紧扣的全球供应链，仅仅一次日本大地震和泰国洪水，就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更不用说，这次大规模金融经济危机导致需求下降所带来的冲击，也比以往更迅速、更广泛、更彻底地波及全球各个角落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几乎不留任何缓冲机会和余地。
　　同样，今天的金融交易，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规模庞大和活跃。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已成名副其实的跨国经营实体，触角伸向了全球的每个角落。股票、债券、货币、期货等各类金融工具的交易额呈指数增长。但是，高达七成以上的金融交易，却只是属于金融体系内的投机性自我交易，真正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服务已占不足三成。2007年末，仅仅针对赌性的“信用违约掉期（CDS）”面值就达60万亿美元，是美国一年GDP的四倍。有人说，现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已演变成“赌场资本主义”，似并不为过。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在全球经济所创造的利润总额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这是否意味着非金融实体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呢？毕竟，金融业只能获取其他产业提供的租金。或者，金融市场已成了越来越庞大的财富再分配和转移渠道。如此看来，强大金融业的基础有多么虚妄。
　　如果欧元的分崩离析不可避免，新型可靠的国际货币体系迟迟建立不起来，那就很难指望全球经济混乱甚至衰退的局面在短期内能得到根本改观，金融市场也就难以避免萎缩。由此看来，适当收缩战线，拟定长期“过冬”打算并做好相应准备，要比那种并不怎么在意甚至盲目乐观的想法和做法，要来得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