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至此已迈入70亿时代。国内许多媒体在转述这一新闻事件的同时，都重点从中国人口政策对世界的贡献角度，强调了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使得目前人口规模缩减了4亿，从而将“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然而，继续固守现有人口政策是否合理，其对中国经济是否会产生长期不利影响，这些问题正越来越值得关注。
　　我国政府在1978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社会供给明显匮乏的环境下，对于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执行了30多年，当前中国经济和人口结构都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短缺经济”现象也已不复存在。
　　从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生育政策和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未来20年将日益凸显。据相关统计和预测，2010年底我国总人口约为13.4亿，“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年均增加将超过700万，到2015年总人口将达到13.8亿，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突破14亿，中国人口数量的峰值则可能在2030年附近出现，届时有望达到14.32亿。
　　在人口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将进入急剧加速的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十二五”期间将突破2亿，到2030年末将达到3.75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26.2％，这将较2010年末13%的比重提高一倍以上。与此同时，现有的低生育率如果延续到2030年，将会使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变窄并最终造成人口金字塔的上半部明显大于下半部，这意味着届时老年人数将明显多于少年人数。
　　而从经济的本质来看，人是经济的根本意义所在，经济就是解决人的各种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过程和结果。“哈罗德—多马模型”等诸多经典经济理论在论证经济增长时也都将推动经济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口因素。因此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未来社会需求增长速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从需求总量上看，一旦社会人口老龄化，由于老年人口的总体收入水平会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其消费支出也会因“量入为出”而趋于下降，从而使得社会消费支出规模增速放缓、社会需求增长减速；从需求结构上看，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相比，思维会偏于保守、对新事物的敏锐性和接受能力也较弱。而在当今社会，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已成为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因，人口老龄化国家由于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消费需求偏好减弱，进而使得相关技术产品消费需求总量增速放缓，而科技产品需求增速下降则会降低社会知识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速度，由此将很可能造成人口老龄化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更新进度变慢。
　　其次，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未来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产生不利影响。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三大根本性资源之一，其供给总量和供给价格的变动都将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一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力适龄人口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劳动力资源数量供给下降、劳动力资源价格上升，国家也因此不能再依赖“人口红利”因素和劳动力资源价格低廉优势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尽管由于科技进步因素，未来社会较当今社会会进一步减少对体力型劳动力资源的需求，而更依赖于知识型劳动力资源，但由于受制于人类衰老过程中生理和心理客观变化规律，知识型劳动力资源的产出也会因人口老龄化而呈现出下降趋势，从而减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
　　再次，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使我国养老金政策承受庞大的压力，进而对经济发展构成较明显的债务负担。当前的欧洲高福利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这些国家一方面长期推行高福利养老金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及时有效地应对长期低人口生育率问题，从而造成人口供养比失衡、国家债务负担沉重。这样在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下，整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并最终造成其国内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因此一旦养老金政策出现问题，那么其后果也将更为严重。
　　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高净值人群的移民倾向正在使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有14%的高净值人群已移民或正在申请移民，另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这些高净值人群普遍有着年富力强、高收入和高消费需求、知识层次高和创新能力强、生育意愿较强等特点。他们举家移民海外，一方面，将有助于欧美国家改善自身人口年龄结构、增强国家的创新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则会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产生“釜底抽薪”作用，既减少国内消费需求，又减少国内高层次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还减少了国内主力税源人群数量。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人口政策宜适时而动，以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减弱乃至消除不合理的人口结构对社会和经济的长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通过着力改善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增强对国内乃至国外高净值人群的本国吸引力，努力实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