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市场的逻辑与政制的张力”的文章，探讨当下中国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在论及民间借贷危机（尤其是高利贷）时，该文认为，存款准备金率过高造成了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不足，而基准利率过低又造就了资金需求过大。这一小一大，恰就造成了资金的缺口，为高利贷提供了温床。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坚决反对。论据有两点：
　　一是资金缺口的逻辑问题。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创造并拥有财富的无限膨胀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在人人都有获得货币权力的条件下，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几乎可以达到无限大，而此时唯一可以制约货币需求的变量是投资所创造的市场价值。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研究货币需求的凯恩斯是弄错了的，他把货币的需求看成利率（资金成本）的函数，不仅忽视了投资需求的多样性（凯恩斯认为人们对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投资需求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行为决策），更重要的是忽视了人们在获得资源时的排他性与投资价值的制约性。正是由于这种前提性错误，使得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从逻辑上就错了。
　　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至今依然沿用这个错误思想体系来解析资金缺口，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唯心主义错误。就拿上文关于资金缺口的论述来说，基准利率的低水平并非资金需求的原动力，即便利率水平再高，资金需求也不会下降。这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一个是商业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为了获得足够的风险溢价补偿，如今很多商业银行都“巧立名目”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比如加收一笔数目不菲的咨询费等，实质上就是提高了贷款利率，而且水平不低（据说某些地方实际贷款利率可达年利率20%，与民间高利贷所差无几）。可资金需求者不还是对商行信贷趋之若鹜吗？
　　实际上，上文作者对此也很清楚，并把这种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批评为“过度市场化”，这就矛盾了。一方面批评基准利率过低造成资金需求过大，另一方面又把实际利率偏高视为超市场化行为。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只能说明一点，是把资金需求视为利率的函数是错误的。
　　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即便民间借贷那么高，不还是有人来借吗？这怎么说明借贷利率与资金需求的因果关系呢？事实上，60年前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发现的MM第三定理，绝非超理性环境下的乌托邦，而是资金需求与融资成本实质关系的真相揭秘，用他们的话说，资金的需求与融资的成本（利率）无关，而只与资金使用（投资）的预期收益水平有关。通俗些说，就是融资的成本再高也没关系，只要能用这笔资金给所有者带来更大的价值增加就是值得的（这恰恰是凯恩斯没能理解的）。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就很好地诠释了MM的精髓所在吗？
　　因此，用基准利率偏低解释资金需求过大，是没有道理的。
　　即便是资金缺口确实存在，难道这就是高利贷的根源吗？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拿资金缺口解析高利贷现象，FT中文网的这篇文章可算不上首创，早在两年前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中就是这么解释的。而在我看来，利率不是货币供求的函数，这一点，前面的论述其实已经说明了，只不过现在要用反函数的角度来解析。实际上，同样是60年前，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就已经解释了利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事实也证明：利率是风险的补偿，是资金供给方承担风险的回报。
　　试想那些高利贷者，他们并不了解借款人的风险，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们宁可相信借款人的风险很高，这就是经济学常说的逆向选择。再试想商业银行，放着央行规定的低利率不放贷，偏偏要变相提高贷款利率，同样也是风险补偿的需求。因此可以说，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高风险的投资行为，高利率就不可能因为增加资金供给而消失。
　　现在，问题似乎只聚焦在一个点上了：当今资金需求方的风险真的很大吗？对此，似乎缺乏第一手数据来加以科学的界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究竟该怎样走出低谷，仍是个未解的难题。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一定的，但究竟怎么“变”、怎么“调”，都还在继续探索。由此，把这种“变”和“调”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机遇是有道理的。这种情况下，任何理性的资金供给方都不可能要求很低的风险溢价，这也恰恰符合当下中国资金供求体系的实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的货币政策就没问题了，我只想说，不能把资金缺口及其引发的高利贷归结到当前的货币政策上，更不可以把货币政策作为眼下矛盾日显突出的高利贷问题的替罪羊。这不仅与事实不符，更不利于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我绝不认为高利贷是合理现象，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套风险对冲机制，使得宏观经济中的风险溢价有所下降。实话实说，我更愿意相信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