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全球发生了很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而这些危机几乎都与债务有关。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等等。
　　以前的危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发展民族经济，由于投资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无力还本付息，最终演变成债务危机。而最近几年的债务危机，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展开。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障碍，最终演变成棘手的债务危机。
　　这些危机似乎都与中国无关。当中国从一场又一场债务危机中走出来，委实给各级当政者带来了很多自信。
　　但是，这绝不可以成为漠视债务危机的资本，恰恰相反，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有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
　　为什么？在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税收等方式，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而现在，卖地的收入由于高房价的常年透支，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事实上，北京等地的卖地收入较之往年，已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放行地方债乃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一旦放开，还能够确保地方债不失控吗？毕竟，地方政府举债搞投资的动力永远都是非常强烈的。
　　中央级的投资项目，同样负债累累。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1.12万亿元流入铁路，尽管投资巨大，仍然满足不了庞大的资金需求，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万亿，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半途而废，如果继续追加投资，负债势必会进一步增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福利体系不完善，这方面的投资少，似乎没有高福利催生出债务危机的隐忧。问题在于，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弱抗风险能力，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很容易演变成社会性危机。而且，中国原本应该表现为负债的项目，实际上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完成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负债，是对国民的隐性负债——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折算成美元后，已经超过美国28.2%，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隐性负债一旦爆发危机，将与欧美的债务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表现为货币的突然贬值。货币超发必然导致民众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影响到内需的拉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隐性债务的危害性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永远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