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刘易斯拐点是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现状及把握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一把钥匙，因为它预示着经济增长以及结构变化的趋势和前景。
　　如果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速将会放缓。这既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释放完毕后导致的劳动要素约束，也会使收入分配的天平从偏向资本转为偏向劳动，资本积累速度会因为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而放缓，从而形成资本要素约束。
　　但刘易斯拐点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好契机，偏向劳动的收入分配将会刺激消费，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来自消费需求。而消费拉动型经济对技术进步的推动要远远超过要素推动型经济。因此，刘易斯拐点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从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成熟经济体的增长特色——速度不算快，但却韧性十足。
　　按照刘易斯拐点的定义，当一个经济体内沉淀在农业等传统生产部门内的多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后，刘易斯拐点就会到来，表现为低端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快速抬升，低端劳动力相对成本的显著上升。
　　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刘易斯拐点已到来的说法。看WIND数据库统计的工资数据，自2005年以来，可近似代替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长速度一直在11.2%至17.5%区间波动，没有出现明显加速上升趋势。还有，在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分型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中，低端劳动力占比较多的城镇其他单位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与国有单位平均实际工资指数，近10年来在趋势上并未明显分化。
　　由于不少人对中国统计数据可信度抱很谨慎的态度，他们转而从其他方面寻找中国低端劳动力成本相对上升的间接证据，被讨论较多的是城乡之间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按照这一思路，由于农村蔬菜生产相对于物流商贸环节需要更密集的劳动投入，因此，农村就近销售的蔬菜与城市销售的蔬菜所包含的劳动投入量是不同的，当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蔬菜价格上涨时，农村蔬菜价格涨幅就会更大一点。
　　这个逻辑很有创意，但如果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导致城乡之间蔬菜相对价格的变化，在技术上就难以从农村市场蔬菜价格相对城市市场蔬菜价格涨幅更大的现象中倒推出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结论。而影响城乡市场之间蔬菜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至少还有以下三点。
　　首先，城乡之间蔬菜价格受政府干预的强度不同。在城市，蔬菜价格波动受到政府高度关注，政府会采取诸如降低农贸市场摊位费、开通蔬菜运输绿色通道、提供补贴等菜篮子工程等措施抑制菜价，而在农村市场，这种政策干预的力度会显著减弱。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可能已经进入到了对蔬菜需求强度快速上升的阶段，从而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对蔬菜需求强度的不对称变化。
　　第三，城市与农村的蔬菜市场在市场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别。城市蔬菜市场的基础是大型集散市场，货源来自一批采购商户在蔬菜产地的规模化采购，而农村蔬菜市场的产品一般不存在规模化采购环节，因此城乡之间蔬菜市场在供销链条上的前段议价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更重要的是，即便可以认定低端劳动力成本确实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显著上升，也难以据此得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理论上，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基础，是个体劳动者在权衡劳动净收益后作出的最优化选择，劳动力名义工资水平的上升未必能带来劳动净收益提高。
　　观察中国的现实，2006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国内猪肉价格波动等原始冲击在庞大货币存量的配合下开始推升物价，形成两波通胀，显著提高了外出务工者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外出务工者提供劳动的净收益。同时，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对外出务工者居住成本的累积效应，在2007年可能达到了临界点，之后外出务工者难以继续通过降低居住条件等方式对冲居住成本的上升，这进一步降低了外出务工的净收益。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劳动力可能会选择减少外出务工，形成用工荒，并推动了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实质上升。但是，如果外出务工的收入增幅不足以弥补在外生活成本的上升，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同时伴随着劳动力的短缺。但这种短缺并非是刘易斯拐点描述的劳动力存量相对于需求的绝对不足，而是建立在劳动力理性决策基础上的意愿劳动供给的短缺。
　　笔者认为，尽管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确实会构成通胀的潜在重要推手，但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始机制可能并不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是源自更深层次、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包括货币超发、投资渠道缺失等多种原料酿制而成的资产价格泡沫。未来一段时间，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转方式、调结构以及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努力可能会显著动摇这一机制的基础，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当前所表现出来的若干刘易斯拐点特征逐渐淡去。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未来刘易斯拐点一定会来到，但就现在而言，刘易斯拐点或许仅是个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