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进入10月份以来，全国煤矿接连发生了6起重大事故。” 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国家安监总局就提出这样的警告，但11月10日云南师宗矿难还是发生了，目前已造成30人遇难。
　　矿难接二连三，原因何在？针对10月29日造成29人死亡的湖南省衡阳市霞流冲矿难，安监总局指出了四大问题，其中两项——“拒不执行停产指令”、“没有执行矿负责人下井带班制度”——神奇地在云南师宗私庄矿难中重现：该矿的生产许可证去年已被暂扣，但仍然在违法生产；事发当天值班领导并未带班下井；事发后，矿领导齐谷明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的假象。
　　“矿长下井”制度，是去年11月15日施行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并有严厉罚则：领导未带班下井的，可责令停产整顿；领导未带班下井，又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要处以矿山年收入80%的重罚。
　　然而，从湖南霞流冲矿难、云南师宗矿难来看，领导不下井，乃至“假装下井”，并非个案。有政策，就有人钻空子；但这并不代表政策是无用的，而是需要及时应对、堵漏，以及需要监管者的高度责任感。“矿长下井”制实施以来，“博弈”已经进行好几轮：矿方想出突击提拔“矿长助理”、观光式下井等手段。而监管方也有反制，比如今年5月郑州规定：煤矿矿长（经理）每月下井不得少于10次；带班领导要与工人同下同上，做到全程满点。
　　可见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问题但无人监管，乃至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沆瀣一气，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就在师宗县矿难现场严斥当地监管不力。
　　化解矿难需要矿长下井；矿长下井需要严格监管；监管背后是监督监管者的问题。其实，解决矿难、生产事故，并不局限于生产安全领域，而是关乎国家法治前景、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监督公权的大问题。这方面，美国历史的经验可资镜鉴。
　　历史上美国也曾矿难频发。在19世纪6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煤矿每年都有6%的工人丧生。血淋淋的事实，刺痛了整个社会，当时工会、法学家、企业管理家、政治家一起参与了战胜事故的社会改革：“工业事故成本的攀升，要求这个国家的法律做出勇敢的变革”，于是，“死了白死”的劳动合同被高额的工伤赔偿所代替，这推动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工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劳动条件，积极通过工会表达诉求……最终，社会保险、工会组织蓬勃发展。就此而言，针对安全事故频发的一系列法规奠定了20世纪美国崛起的基础。
　　应该看到美国解决矿难的路径，主要是通过个人起诉、高额索赔，促使雇主提升安全生产条件，减少矿难。这与中国政府积极介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的路径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让违法无信者受到严惩，对有关方面形成有效监督，那么食品安全、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也就能妥善解决。问题几乎是同构的——严格监管，并且监督监管者，以实现社会公平。这需要政府自上而下地落实，也需要民间及时反馈监督、表达诉求，上下良性互动，方能共同探索出中国破解安全事故频发问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