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01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汪同三发表了题为：“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汪同三说，当前国家十分重视通货膨胀问题，并且认为这个问题将在“十二五”期间持续存在，是因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正在发生变化，正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转变。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素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所以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在这方面缺乏经验需要积累。
谈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汪同三首先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说起。他说，中国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最经常提到的三个词叫“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中国的会议很多，但是有三个会是非常重要的，决定着国家向哪走，怎么走。第一个会是每年秋天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第二个重要的会是每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它是要把上一个会的精神落实到经济工作中。中国每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基本上都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做出的。第三个重要的会就是来年三月的“两会”。这个会是要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到政府工作中。
看看在这三个会上，对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表述。去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第十二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规划的建议。在这个会上对于当前中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给概括成了十条。第一条，经济增长的环境资源约束强化；第二条，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失衡；第三条，收入分配差距大；第四条，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第五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六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第七条，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第八条，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第九条，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第十条，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这个描述是比较全面的，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谈到了。但是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去年十七届五中全会讲问题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提通货膨胀问题。
到了去年年底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存在的所谓“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经济方面概括成五条。第一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面临复杂形势；第二条，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基础不牢固；第三条，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压力；第四条，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第五条，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这五条主要集中在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方面，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提通货膨胀的问题。
再来看今年三月的“两会”，它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文件，第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这两个文件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表述也有区别。先看政府工作报告。由于政府工作报告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所有的方面，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描述又基本恢复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时的样子。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开始先讲到了九个问题：资源环境的问题，投资消费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科技创新的问题，产业结构的问题，农业基础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问题。
不同的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提到了十个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开始只提到了九个。差的是十七届五中全会里的第九条，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开始没有讲，但是也没有回避，而是随后把社会矛盾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展开成了四个。第一条是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第二条是物价上涨预期增强，一些城市房价持续上涨，这里直接把物价的问题点了出来；第三条是违法征地拆迁；第四条是腐败。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十七届五中全会讲的社会矛盾问题被展开了，其中明确的点出了物价的问题。
再看“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谈“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基本上完全照抄了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内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改，仅仅增加了一句物价上涨压力加大。但是如果只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物价问题，因为一年就有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它是一年的问题，短期的问题，如果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提到物价问题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了，因为“十二五”管未来的五年，至少管到2015年。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通货膨胀问题都不可忽视。而且当前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就是保持物价稳定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为什么国家对通货膨胀问题这么重视，汪同三分析了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美国长期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中国造成了输入性通胀压力；第二个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前两年国内新增信贷规模较大，对价格上涨产生了滞后影响；第三个是新出现了各方面的成本推动因素。
汪同三说，分析这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输入性的通胀加大了国内成本推动的压力。理解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首先应该看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上涨趋势，这是中国没有办法决定却又必须要面对的，这主要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所造成的。
美国搞量化宽松政策，与美国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以美国经济衰退之后两年的恢复程度来看，此次受危机的影响，无论是1975年、1982年还是199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都没有这次的大。再看每一次衰退之后美国就业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这次也是最长的，已经36个月了还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来说是二战后最大的，所以美国必须对经济进行刺激。
刺激经济只有两种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实际上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个国家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都差不多。中国的对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多搞财政赤字。2009年批准的政府财政赤字是9500亿元，2010年是10500亿元，而在2008年批准的政府财政赤字只有1700亿元。中国敢这么干并认为不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因为根据国外的经验，特别是欧盟的经验，每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只要不超过GDP的3%就是安全的。欧盟是十几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欧元，所以要求每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能有太大的差别。根据中国的情况，这两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2.9%。
当然，财政赤字还只是一个额度，政府还要通过发行国债把它变成钱。国债发多少中国也是根据欧盟的经验，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这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中国2009年刚刚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即使把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都算在国债上，比重也就50%左右。
但是美国不一样，它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概是10%，它的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大概是100%，是相当严重的。也就是说美国在财政政策上已经没有余地了。所以美国要刺激经济，财政政策是不可行的，能用的就只剩下了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里又分直接的货币政策和间接的货币政策。间接的货币政策就是汇率和利率，美国的利率长期以来不足1%，已经没有继续下调来增加货币供应刺激经济的可能性。所以只能用直接的货币政策，就是强行地向经济中注入货币。美国国会先是批准了小布什政府大概8000亿美元的赤字，后来又批准奥巴马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赤字，但是它发行的国债没有人买，最后迫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出面大概买了4000亿美元左右的美国政府国债。而这4000亿美元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开动钞票印刷机印出来的。这就是当初的QE1。
按说这应该引起通货膨胀，可是没有，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印的这些美钞大多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是成为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所以美国人又搞了QE2，注入了6000亿美元。这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经济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通过刺激经济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解决它失业率太高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它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CPI当时只有1%多，它希望往上提到2%。所以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有针对性的，美国一定要采取刺激政策，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量化宽松这一招。美国的经济差不多占到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美国问题的话，对于世界经济都是有好处的。
然而毕竟美国采取的这种政策目标是要提高价格水平，和中国要抑制价格上涨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必然给中国带来通胀的压力。这种通胀的压力从三个渠道产生影响。第一个渠道是美国要使价格上升对中国有一个传导，第二个渠道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即使这些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仅仅因为美元的流动性增加，也会造成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第三个是美国注入的资金自己吸收不了就会外流到其他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在内。
由于西方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消除，特别是现在欧洲又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必然还要靠量化宽松政策解决，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还会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
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薄弱的农业基础。汪同三说，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面临了三次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虽然都有它具体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导火索都和农业有关。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逐步下降，粮食产量逐步下降，累积几年下来，造成粮食供求关系紧张。于是2003年非典之后粮食开始涨价。结果在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建立良好的最低收购保护价，给予种粮直助。通过这样强有力的政策，中国连续七年粮食增产，今年夏粮已经增产了，很可能连续第八年粮食增产。
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09年虽然增产，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比2008年还下降了，棉花的人均占有量更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的农业还是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所以农产品价格还长期存在上涨的压力。
另外，不和谐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这里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世界上平均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6，就是农村每收入1元钱，城市收入1.6元。中国前几年的比值超过了3，从今年开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城市居民快了一点，但是比值仍然超过2.9。农民收入偏低是一个大问题，严重了就可能影响稳定。解决的办法很多，但最根本的办法是要使农民的劳动更值钱，要提高粮食价格，使它超过CPI，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比较合理的话，应该是一个枣核形，就是两头尖中间宽，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都是少数，中等收入人群较多。然而中国是鸭梨形的，高收入者是少数，低收入者一大堆。由于长期以来各方面复杂的原因，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明显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显偏低的状况。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扭转这种状况，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程度上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学上讲，劳动工资的提高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了就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意味着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都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土地成本。比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住用地交易价格指数和CPI的走势高低可以看出，土地的价格长期以来明显大幅度高于CPI，所以土地价格对于总体物价水平拉动是非常明显的。然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它不单纯是土地的问题，至少和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相联系的，甚至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联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敏感很复杂的事情，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意味着土地价格对于CPI上涨的影响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物流的问题。汪同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谈了三个数字。他说，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字，中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是18%，是发达国家的两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的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所以前几年蔬菜价格过高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蔬菜的卡车走高速公路不收费，开辟绿色通道，结果蔬菜价格马上就下来了。还有一个令人脸红的数字，是全世界的收费公路有82%在中国。
汪同三表示，发展物流业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价格下降。然而中国现在发展物流业在某些场合已经成了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谋利益的手段。比如说北京的首都机场高速路，从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开始收费，收到现在还要继续。北京市提出来的理由是北京现在还有4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是依靠贷款的，费用还没有收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短期内也是很难解决的。
汪同三说，输入性的通胀因素，农业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物流的问题这都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型的，一种是成本推动型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因此经常遇到通货膨胀问题，只有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那几年，经常遇到的是通货紧缩问题，但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在发生变化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些地方出现高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那个时候是双过热，投资过热，消费也过热，结果国民收入超分配，钱相对于产品太多，于是抢购彩电、冰箱。但是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逐渐演变成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混合式的通货膨胀，而且肯定在未来成本推动因素会越来越明显。西方发达国家价格也上涨，主要原因就是成本推动。中国以后大概在一段时间内也会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存在的某些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是必然性的，也符合普遍规律。
而且就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讲，这种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还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说农业基础的薄弱问题，农民收入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要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地提高居民收入，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价格上涨是合理的。
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相比较，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造成比较剧烈的波动，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严重地影响经济的稳定。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在一般情况下，会相对温和一些，发展过程也比较缓慢。
汪同三认为，中国以前的宏观调控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是比较有效的，解决不了供给至少能抑制需求。就像现在房地产的问题，尽管保障性住房一时半会儿盖不起来，但是宏观调控至少能够做到不许你买，限制需求。但是这样的经验对于治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可能不灵，因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和供需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中国今后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积累如何应对由成本推动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经验。
问：请问您是怎么来判断明年我国通货膨胀情况的？
答：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今年年初有人分析上半年物价涨势高一点，下半年会降下来，这么看的原因是什么？是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仅仅关注翘尾因素得出的结论。翘尾因素在7月之前是比较高的，到8月、9月逐步下降，到12月降到零。现在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
判断明年的走势，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看国际上，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对世界经济、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国内的因素来讲，货币问题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现在在明显的减弱，明年货币供给的增量肯定会比今年有所缓和，这是向下走的因素。
成本推动的因素会存在，但是它不会很严重。在这些因素里头，农业基本上是常态的东西，物流基本上也是常态，由于房地产价格持续高企，土地这个因素的作用也不会太强。而劳动力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如果生产速度保持比较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肯定明显。但是如果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比较厉害的话，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也不会太强。
所以我想明年价格具体走势，关键因素是要分析世界经济。比如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底是使国际油价接着往下跌，还是往上走？中国的出口到底还能不能维持两位数增长？明年比今年低应该是普遍的共识，低多少？多数人的意见是在4%左右，甚至更高一点。
问：您是否认为央行的宏观调控存在紧缩过度的风险？
答：风险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判断，中国货币从紧的政策对于生产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比如说对现在温州的中小企业。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有两类，一类以温州政府为代表，认为形势非常非常严重，中小企业必须要救了；还有一种意见是研究部门到那里调研得出来的，认为温州中小企业的倒闭不是普遍现象，即使有一些人发生困难，也是活该的。因为这些人一开始炒房，后来炒煤，这都可以容忍，他毕竟还是拿钱去炒实业。现在居然去炒钱。这破坏了整个经济秩序，所以这样的人是应该付出代价的。
由于两种意见同时存在，所以对于温州的问题，政府的反映是大的政策，比如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动，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一些小的措施是有的。比如说建立合作基金，帮真正是搞实业碰到困难的企业想办法。总体来看，货币政策在细节上在结构上是要不断调整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因为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没有解决，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政策导向还不能发生明显的变化。
问：您认为应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答：增加农民收入有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加强农业生产现代化，靠原有的生产模式、原有的农业结构是不行的，要改变农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调整农业生产的结构，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要增加国家特别是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中国在十七大的时候就提出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提这个是因为工业和城市欠农业和农民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政府人为地提高了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为实现工业化积累了资金。所以说是工业欠农业的，现在各级财政加大对农业方面的支出是应该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减少农民。农村人太多了，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要想提高农民收入很难。所以“十二五”规划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加速实现城市化，把农村居民转移出来。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工作半年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8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先后任该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并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