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商品，古老的供求均衡理论揭示了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与变化；而金融学的研究对象——虽几经周折——最终明确为资产，而资产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依赖于市场对该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因此，我们既不能用研究商品定价的方法研究资产定价，也不能用研究资产定价的方法研究商品。
　　然而，变化多端的世界并没有给这种泾渭分明留有太多时间，就在学界刚刚接受这种界限后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价格似乎并不按照商品价格规律变化，而资产的定价有时也有例外。商品价格的这种“非供求均衡态”，不仅对资产定价的“修正”有学术影响，更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商品价格“非供求均衡态”的最近例子，可以追溯到去年的农产品价格暴涨，什么“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之类，无论用什么样的供求模型都不能说明其中的缘由。不仅这几种特殊的农产品，放眼更广泛的农产品体系（譬如粮食），这些年的价格都不满足供求均衡。何以见得？近十年来中国对粮食的有效需求几近饱和，而粮食产量连年升高。虽不能说供大于求，但在有效需求几乎不变，而粮食供给不断增加的均衡体系下，断然没有价格上涨的道理，至少不具备持续上涨的基础。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个传统命题，叫“丰谷伤农”，说的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在需求缺乏弹性的条件下打压了粮价，但这一命题并不适用于眼下的中国（其实何止于中国）。因为当下粮价变化与供给的关系已越来越淡化。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上述农产品价格变化的推手呢？
　　一件简单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去年部分农产品价格暴涨时，很多原本从不涉及农产品经营的机构及资金纷纷进入这个领域，其目的并非持有或使用这些农产品，而是单纯做多价格，高位抛出。在这些人的行为中，农产品已不再是提供具体效用的商品，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信息判断农产品预期收益及相应的风险来判断买入价是否合理，再根据各种新信息的变化来判断在什么价位卖出即可。在这个过程中，影响资产价格的预期始终影响着商品的价格。这是典型的资产投资，于是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好端端的商品怎么就变成资产了呢？
　　说商品变成资产也许并不确切，因为这些变异了的商品的最终价值（指使用价值）还是要通过其效用体现出来的。但新的问题来了：对于最终消费者来说商品就是商品，而对于炒作者来说，商品却成了资产。更糟的是，作为商品的消费者却要为资产投资行为买单，就像我过去说的那样，当我们消费一升汽油的时候，决定我们为此付出多少代价的，不是加油站的供应能力和你身边有多少人等着加油，而是华尔街投行们对国际原油价格是如何投机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商品属性被人为转换的现象，不仅在农产品上面有，在其他商品上也有，有的甚至比农产品还要严重，比如房地产、石油、矿石及稀有金属等；这种情形，发达国家比我们出现得要早。严格地说，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就有过。记得上中学时政治老师经常讲起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资本家往海里倒牛奶的事，当初怎么也不理解，后来学了一些经济学原理还是不能理解，既然要减少供给，为什么不将牛奶转化成其他商品（比如奶粉）暂时退出供给渠道呢？直到了解了金融学之后我才明白，只有倒掉牛奶才能消除市场与牛奶供给的预期，进而更有效地控制牛奶价格。这么看来，当年倒牛奶的做法，已经动摇了商品供求均衡价格的理论基础，只是很少有人关注而已。
　　既然商品价格已不再是供求均衡的一元函数，那么商品价格到底由什么决定呢？是不是要把资本定价的因素引入？如果引入，其影响因子及其权重又该如何确定呢？这些都是摆在学界面前的现实问题。遗憾的是，受能力所限，我只能给这个故事开个头，却不能给出一个可信的结尾。不过，值得所有学者关注的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但无法解释新形势下的商品价格变化，以及以商品价格为主要标志的通胀的机理，也无法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代理成本、市场激励、制度建设以及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尽管这方面的结论有待时日，但其中一些要点现在就可以明确。首先，商品价格的资产化是一个非正常现象，有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听之任之；其次，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考虑市场制度建设，使市场机制在制度的约束下合理运行。譬如去年以来国内农产品价格的炒作，作为市场管理者是有义务通过制度建设予以制止的，而不是袖手旁观、任其发展；最后，新的商品价格机制需要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和指导，这个新理论不可以是因子的罗列，而必须是一系列逻辑的演绎，这个逻辑过程可能再也不是简单的多元函数或单一随机过程，而必须兼顾宏观条件下的个体约束。尽管这个过程将会非常艰苦，但作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非解决不可的学术问题，未来的结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