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红会扛旗进校园,接着中华慈善总会要评估孩子的“慈善素质”——看得出,“类官方”慈善组织都很着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郭美美”等事件的颠覆意义,慈善氛围和公德意识的日渐淡化、淡漠已成了某些领域的事实。将慈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估”,这确实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创意,也未尝不可——只是,“尺子”还没修好,就急吼吼地去测量别人的蜚短流长,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慷慨自古英雄色”。大凡有点悲天悯人情怀的,内心里多少都有些慈善的因子。然而,慈善这东西与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等等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古人路不拾遗也不能证明今人就道德堪忧,“仓禀实”与“知礼节”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直接。有限的慈善资源“是生是死”,基本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的心理传统,二是慈善机制担当着“防护堤”的功用,三是泛滥的“被慈善”现象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真要谈“慈善素质”,起码有两个前提:一者,官员慈善如火如荼,堪为表率;二是慈善机制纯净如水,公众善意备受呵护。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平常年份已有高达300亿元至500亿元左右的慈善捐款,志愿服务开始广泛普及,物资捐赠每年都惠及上千万人次。可见,我们从不缺少善心,也不缺乏善人,缺的是如何有序整合慈善资源的素养与能力。首先是慈善产业链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托着善款的公民找不到慈善事业的正经“批发商”与“零售商”,满大街都是做慈善的“黑中介”,不明不白外加“雁过拔毛式”的托管运营,完全一副“善人勿近”的架势。而在美国,目前有150万个慈善组织,其中仅基金会就近10万个,全美有上千万人在慈善组织就业——没有可亲可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就很难培厚社会的慈善之心。 其次是慈善运作缺乏法制兜底,西方公益组织领袖拿着每年18万至23万美元的薪水,也不见得有人眼红——为什么我们的相关管理人员号称月薪寥寥数千,却仍被猛烈诟病?一个两三千元月薪的人掌控着上亿资本,而且没有完备的法律防线,会不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诱惑与考验”?类似疑问无人作答,各色流言或寻租事实就会深深损伤社会的慈善之心。 今天的中国慈善,还处在“一朝被蛇咬”的境地,修弥断裂、重塑公信才是当务之急。从“巴比宴”的吊诡到围绕陈光标的种种争议,从小悦悦父亲的尴尬到“8层楼高的中华儿女”……公权与慈善的纠葛、善意与贪腐的角力、理念与制度的碰撞,都处在一个亟待转身又分外纠结的“节骨眼”上——当此语境,孩子的“慈善素质”固然重要,但谁好意思当真去评估呢?事有轻重缓急,更有颜面与底气的考量,还是先做好大人的事情,再去刚性约束孩子的“慈善素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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