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3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为主题的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4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学者，以及德国、印度、俄罗斯、挪威、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联合国、OECD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共4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在本次论坛上，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成为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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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内在风险 |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模式转变滞后导致发展持续动力不足的结果。对正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其风险有多种表现。
其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滞后导致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联合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迪特尔曼指出，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错失转换发展模式的时机；继续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是其迟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根源。2002～2004年间阿根廷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经济很容易就受到外部冲击。
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普洛伊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居民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从南非的发展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弗敖兹认为，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无法恢复高增长，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低是马来西亚技术创新缓慢、产业结构调整受阻、经济长期低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目前马来西亚研发投入占GDP的0.6%，仅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的1/5、新加坡的1/6。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而韩国则高达4.8人。2010年阿根廷和马来西亚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只有8.9年和9.7年，而韩国则达到11.3年。可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不及时，导致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是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长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其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贫富分化。德国基尔世界研究所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是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挑战。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应用经济学中心经济学家佩瑞拉指出，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寄希望于把蛋糕做大后再进行分配的结果是财政赤字累积、政府过度干预，最终导致经济走向封闭。在封闭状态下，失业大量存在，收入增长无法保障，进而使人力资源投入严重不足，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
上个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介于0.44-0.66），到了90年代末期，巴西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难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直到2007年，长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仍然分别高达0.51和0.5，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基尼系数只有0.3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出，如果不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中国也有“中等收入陷阱”之忧。
其三，官僚经济侵蚀市场活力、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动力。弗敖兹教授指出，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僚体制下私人投资受到歧视，导致经济运行的成本上升。很多产业被国有企业或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垄断，私人资本很难进入。国有垄断加上价格管制，抑制了本可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俄罗斯财经杂志与电视台中国问题专家扎瓦茨基指出，腐败和官僚体制是俄罗斯的“硬伤”，对俄罗斯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造成严重阻碍。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基础及有效制度框架的缺失，致使政策稳定性不足，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
其四，发展失衡带来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的风险。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社会流动停滞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NDP常驻代表罗黛琳认为，一些国家只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的“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即经济、社会和环境。如果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方面取得突破，就不可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专家认为，欧美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与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崎岖颠簸，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落入“陷阱”的外部风险。
“二次衰退”风险很可能导致外需进一步萎缩。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目前世界正面临二次衰退的风险。欧洲无疑已经进入“二次衰退”，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掉头向下。旧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维持，新的秩序尚未创建，积累的风险在明显加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将变得日趋困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认为，欧美经济全面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更多国家的选择，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的外需将呈现长期萎缩的趋势。
欧美债务危机伴生的全球金融震荡。曹远征认为，欧美债务危机的化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期，全球汇率波动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不利影响将更为明显。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国际资本乱流涌动，扰乱新兴资本市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快改革。印度计划委员会远景规划司司长斯温提出，欧美债务危机的恶化对印度货币的汇率稳定和吸引外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全球性通胀风险仍在上升。曹远征指出，欧美宽松的货币政策已成必然，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上扬，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很可能陷入“经济增长低迷，通货膨胀高企”。双赤字国家很可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甚至引发货币危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新兴经济体包括原材料消费国和原材料生产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很不稳定，对两类国家都形成冲击。斯温指出，印度目前的通货膨胀高达8.5%。通胀背景下收入减少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穷人的消费不足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
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都将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专家们认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与改革是基本路径。
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会专家认为，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需要探索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积极应对增长动力不足的挑战。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提出，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是释放增长潜力的关键，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兴经济体需要改变三大结构，一是调整需求结构，二是调整供给结构，三是调整要素投入结构。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玄旿锡认为，发展模式的转换，一个基本要求是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开发上加大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经验是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研发，促进创新。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司嘉丽认为，民生难以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德国的社会生态经济模式有助于有效保障和持续改善民生。她指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团结互助原则。
首先，政府应保障可行能力相对较弱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而可行能力相对较强且相对富裕的社会成员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其次，政府应该保证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公平分享发展机会，尤其要保障低收入群体平等获得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的教育等重要资源，使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分享社会财富。第三，企业、劳动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平等参与经济政策对话。
朗哈默尔教授对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分配覆盖的范围要广，要尽可能地减少歧视；二是建立有效的识别机制，识别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三是避免寻租，加强社会保障的透明化。孙立平教授提出，防止社会流动出现停滞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应尽快创新促进社会流动的体制制度。
改变“GDP增长主义”理念、追求可持续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我们需要增长，但不要“增长主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常修泽教授认为，金砖五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要强调把人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二是走出忽视资源环境的非绿色发展陷阱；三是走经济创新的路子；四是克服腐败陷阱。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弗敖兹认为，新兴经济体跨越“陷阱”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收入增长的可持续，二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三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
迪特尔曼认为，各个国家情况复杂和多样，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单一方法，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公平分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
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智利代表处主任罗莎乐斯认为，新兴经济体发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进程超出预期，目前有65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甚至超过OECD平均增长速度，新兴经济体整体发展对世界经济能否回到健康增长轨道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认为，新兴经济体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带来的挑战，应该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战略。张燕生提出，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稳定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应加强相互合作，共同开发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促进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