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重回“5时代”，不仅会对市场产生积极作用与正面影响，而且增强了政策的灵活性，提高了调控的可塑性。特别在全球“二次宽松”闸门已经开启的情况下，可以更加灵活、积极、主动地运用好政策工具，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毫无疑问，CPI重回“5时代”，为下一步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在政策调整过程中，仍须谨慎，瞻前顾后，高屋建瓴，切忌盲目、冲动。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把控物价、防通胀作为经济工作首要目标，所有政策措施，也都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甚至为了控制物价、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在制定政策和落实措施过程中，不惜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许有人会问，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换取价格稳定和回落是否值得。笔者认为，不仅值得，而且必要。如果价格水平一直如今年上半年那样维持在很高的平台上，且不断呈上升趋势，即便经济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很难保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在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输入型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经济还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很显然，10月CPI出现较大幅度回落，不仅会对市场产生积极作用与正面影响，而且增强了政策的灵活性，提高了调控的可塑性。特别在全球“二次宽松”闸门已经开启的情况下，可以更加灵活、积极、主动地运用好政策工具，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物价的管控，哪怕稍稍放松。应该看到，一方面，价格下降的基础还不很牢固。10月CPI出现较大回落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普遍回落，特别是蔬菜和肉禽类价格回落比较明显，且从供应的实际情况看，蔬菜价格有可能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但与此同时，非食品价格由于受白酒提价等因素的刺激，不降反升，环比上涨了0.2%，这是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不能不看到，受泰国水灾、年底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市场供求关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蔬菜、大米等的价格还有可能反转。特别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蔬菜滞销、价格大跌现象，极有可能影响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年底出现蔬菜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不容小视。另一方面，为了激活经济增长，化解债务危机，“二次宽松”下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矛盾或将更加尖锐，尤其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的上涨，会使输入型通胀更加突出。更重要的是，一旦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矛盾尖锐化，国际热钱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势必将更大，对价格的控制也就更困难。
所以，在“适度适时、预调微调”方针下，现在需要的是对政策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具体而言，需要把握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继续处理好保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在继续抓好价格调控、防止价格反弹的情况下，针对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PMI再次回落的问题，适度放松信贷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降低企业的负担。前提是，“腾”出的资金必须用于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而不是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非生产性投资。只有实体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经济增长才有效率，抵御通胀的能力才会增强。而政策的调整，则要能够有利于建立两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
其次，处理好调结构与稳速度的关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抵御通胀、应对危机的根本途径。但是，现在需要的速度不能是粗放和无效率的，而必须是有效率、有质量的。为此，尚需加大经济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的效率。特别是投资结构，必须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以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为主，生产性投资必须达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只有这样，经济发展速度才能体现出效率和优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能够有利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合理与协调。
其三，处理好财政增收与结构性减税的关系。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上，而不是资金上，更不是口号上。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多种场合表示，要加强结构性减税。而结构性减税能否落到实处，关键要看能否控制好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控制好财政的大幅超收问题。所以，处理好财政增收与结构性减税的关系，也是当前必须认真做好并做出成效的一项工作。政策的调整，要有利于财政进入规范、有序、科学、健康的轨道，而不是继续无约束地增长和超收。
其四，处理好出口与内需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仅外需疲软程度超过预期，而且要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得靠扩大内需、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一方面，通过加大减税力度提高企业的分配能力、市场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继续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降低房价，扩大住房的消费水平。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内需的要求，尽力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