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ＰＭＩ数据传递出一个不乐观信号——企业不得不面对被动去库存的局面，这一局面得以改善至少需要一个季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资金需求将减弱。但希望政府再释放更多资金，显然不太现实。因为中国的货币深化已经基本结束，M2/GDP最高只有1.94%，再放太多的钱也不会明显推动实业。三季度部分企业现金流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过多的货币发放相当于再次给经济吃兴奋剂，结果必然是过剩的资金再一次跑到虚拟经济中去。显然，这样做是不理性的。
　　在这种背景下，再寄希望货币大跃进显然是一厢情愿。近期政府谨慎而理性地进行定向调整。本次政府的决策显得相对从容。这种定向解决问题的做法，体现为服务业由营业税转向增值税，体现为对小微企业减税，体现为财政补贴增加。从现在政府救助的力度来看，只能认为是在春节前的一种应急措施，市场并未给予特别高的期待，也几乎没有人将此看成是资本市场牛市的基础　。
　　但如果将视野放宽一些，再拉长一些，我们可能会发现，政府让利已经开始。哪怕政府只是让了点点小利，一种趋势性的制度变革已经开始。这是在世界经济进入康德拉季耶夫衰退期，中国经济重新获取竞争力的唯一理性做法。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是政府在穷则思变的逻辑下进行放权让利的直接结果，中国目前正在重复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
　　历史的经验表明，制度让利往往是从财政的变革开始的。为什么财政变革是个重要的信号？这是由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是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财政状况决定了政府的运行轨迹。当政府财政压力大的时候，政府往往调整财政的常规收入，比如税收与规费。当这种内部调整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政府就要从非常规的收入方面进行调整。其中将政府掌握的公共资产进行变现，就是最好的方法。这样做的直接好处，一是将找不到出路的社会资金吸引过去，从而不必进入风险很大的虚拟领域，虚实分离将会减弱，公共风险减弱；二是政府可以将变现的资金投入必须要进行的富民与强国建设上来，保障性住房、文化产业、国防等欠账太多的领域就可以得到加强。这样一减一加，社会将更加和谐，增长将更加平稳。
　　上面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毋庸置疑，政府已经开始释放制度红利。未来的市场期待非公三十六条细则加快实施，期待更多的制度红利。
　　政府减税是制度红利，政府允许上海、深圳、广东、浙江四省市自行发债也是制度红利。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表明，放松让利不仅仅是政府与市场之间让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让度也会激发无穷的生产力。不仅仅是非公三十六条，提高农产品价格城市让利给农村，不对称加息银行让利给实业，这些都是制度红利。在从增长到分配的大背景下，任何的分配都会使得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将会更加具有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