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实践中对行贿处理偏轻的问题，长期备受关注。最近一期的《瞭望》周刊再度聚焦了这一“陈年旧账”。据称，记者在多地检察院采访了解到，目前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为取得受贿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检方有时不得不对一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将办案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报道甚至援引了江西某地一位检察长的介绍称，近两年其所在检察院查办几个腐败窝案，让20多人获刑，而无一行贿者被定罪。
　　在司法惩处上轻纵行贿，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刑不上行贿人，则贿赂的发生还会照样进行。受贿者被惩处，对行贿者来说，不过只是换了一个贿赂对象而已。这种“开着水龙头拖地”式的反腐，不但使《刑法》的预防和教育功能大打折扣，还有可能将反腐败反成腐败利益的再分配。一些重点岗位上受贿人奋不顾身地前“腐”后继，就是明证。
　　当然，要承认贿赂犯罪的查处确有其难点。行贿与受贿通常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犯罪现场可还原，证据的调取殊为不易。不久前公布的刑诉法修正草案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限，其内在推动力，就在于检察机关办理一些贿赂案件时确有力不从心之感。
　　除却检察官要不断提高侦查技能之外，于立法层面，亦可考虑在国外已然得到了颇多司法实践肯定的“污点证人”制度。只有在法律上给予先招供者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诱惑，攻守同盟才会在内部被攻破。
　　而在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几无“污点证人”的法律空间。与此关系最紧密的是《刑法》第390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实际上是在比照《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对主动坦白的行贿人可选择性的从宽。
　　但此处的法定用语是“可以”，而非“应当”。这仍易造成“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尴尬。只要基于对其罪行的豁免存在不确定性，行贿人选择抗拒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也是“污点证人”制度与自首制度的最大区别。“污点证人”制度包含的罪行豁免权，才是行贿人指证受贿人的定心丸。
　　现行法定框架内没有污点证人制度，所以潜滋暗长的“污点证人”才会取代其位。而没有程序约束的“污点证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权力寻租的广阔空间。与其让潜规则大行其道，造成反腐败中的“选择性失明”与“选择性执法”，倒不如将“污点证人”作出明确的制度性安排。以期通过分化利益同盟来打击和预防腐败。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行贿受贿也是一样，多数贿赂犯罪的双方都是利益之交。以制度去分化这种利益共同体，好过对付行贿受贿双方。“污点证人”制度本身也具有预防功能，它将使受贿人无时不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恐怖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行贿人就会把我给卖了。贿赂行为风险的提升，正是立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