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中国经济改革“整体协调改革论者”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如今接掌证监会，这令有关参与主体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图景寄予厚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郭树清即在吴敬琏先生的带领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85年，当时还在中国社科院攻读研究生的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三人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双轨制”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因此，改革需要配套设计。此后，国务院机构事务管理局安排郭树清和楼继伟等人在北京西山设计方案，同年5月，他们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报告》上报国务院。同年7月15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建议》初稿讨论会上，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的吴敬琏先生提出，不应将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而必须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配套进行，这三个层面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建立适合于市场条件的宏观调节体系。郭树清还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了一种“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应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拖不决的局面。吴敬琏和郭树清等人也因此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论者”。
　　担任财经官员之前，郭树清在坚持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一些极有分量的政策建议和方案设计，其中不少建议和方案被采纳，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文献。事实上，这也是经济学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路径。回顾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历史，一个极为清晰的线索是，只要政府能正视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并能集中海内外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人士的智慧，在镜鉴与探索中找到并形成指导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方案，则中国民间潜藏的增长动力就会被大大释放出来。无论是26年前的“巴山轮会议”还是17年前的“京伦会议”，其在凝聚海内外智慧、求解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方案乃至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国人接受了市场经济是中国可以富并且能够富的唯一路径的理念之后，中国取得连续多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根本不算什么奇迹了。
　　而今，在国际资本因受金融风暴冲击而式微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理应切换到摆脱国际资本操纵，重构发展范式，掌握市场定价权的发展轨道。众所周知，今日中国股市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既是原有机制设计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证券市场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因此，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以确立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证券市场发展框架。而要确保股市健康发展，除了凝聚各界智慧的顶层设计之外，更离不开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有效的监管执行。
　　的确，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沪深股市，相较其他新兴市场股市无疑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21年来，监管层着力构建市场平台和建立运行规则，初步建立了股市运作的基本制度框架，相关的改革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市场参与主体的普遍低素质、相关制度设计不完善以及“政策市”的后遗症，严重制约了沪深股市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年多来A股的漫漫熊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政策市”，对资源配置错位的还债。因此，必须尽快形成成熟股市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有效的监管、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要有透明和有效的契约法及执法体系、良好的会计制度与惯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可靠的支付与结算制度。迫切需要检讨证券市场设计上的漏洞，检讨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市场法治建设方面的滞后，严惩机构投资者的恶意炒作之风；更应坚决打击类似王益、王小石案件等监管者的违法乱纪行为，依法治市。通过资本市场制度的完善来增强投资者的市场信心，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垄断，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股市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巩固市场经济的政治基础，建立具有真正竞争性的股市。
　　再更进一步，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来稳定市场预期。尽管沪深股市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投资者，但真正能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力的还是上市公司、基金、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以及QFII等市场参与主体。而对他们的行为约束，靠窗口指导与训诫远远不够。为防止市场欺诈与操纵，我们也得有类似《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那样的监管利器。
　　最后，抓住国际金融资本暂时式微的时间窗口，以建设性的举措重构资本市场发展范式，构建正常的价值发现机制以及培育市场话语体系，以此切实掌握A股发展主导权。
　　笔者相信，相较于21年前，今天中国金融界以及有关决策者经历了多次急风暴雨，见惯了大世面，理应有足够智慧和前瞻性视野，来重新思考并设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下一步整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