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聚氰胺事件后，奶产品安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近日，外资品牌再爆丑闻，此次丑闻主角为雀巢集团旗下的黑龙江双城雀巢公司，位于黑龙江省下属县级市双城市。据新华社报道，该公司涉及克扣奶农、压价、不符合奶业质量规范的收购流程等问题，并牵连出当地政府强行要求奶农必须将生奶上交雀巢，以及政府和前官员有利益牵连等一系列问题。
　　双城市以农业为主，雀巢公司的进入，的确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也成为当地主要税源。当地政府为了保护重要税源，在处理雀巢公司相关问题上，就未能起到市场公正的裁决者和安全的监管者职责，反而违法动用政府强力机关，阻止奶农把奶卖给其他企业。非但如此，当地政府还入股雀巢公司，前政府官员也做起奶场生意，双城市前任市领导还是双城雀巢公司的董事长，直接通过雀巢变现权力。
　　于是，在这个自然垄断和权力庇护之下，雀巢公司发生中国式异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收购价格方面，根据当地奶农的说法，70公斤的鲜奶，雀巢公司平均会克扣掉1公斤。除此之外，雀巢公司建立了一套不透明的质量规范，并以此压价。据业内人士推算，按雀巢一公斤奶的收购价格低于市价0.2元计算，那么，其每年给政府的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克扣奶农。在质量方面，雀巢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并未按国家规定建立起机械化挤奶，在收购鲜奶的过程中也未做到封闭的流程。通过以上不规范，甚至违法的操作，雀巢公司每年能节约大量成本，得到额外的利润。
　　事实上，按中国法律和相关规定，并不允许地方政府入股公司；政府垄断市场虽然时有发生，但动用公安等直接介入却非常罕见。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它就这么发生了。
　　在这些奇迹的背后，反映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奶农在整个乳业产业链中是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也不能抱成团，没有定价权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地方基层政府的失控。我们的社会治理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系统，在改革开放前，依靠“突出政治”的强力性和掌握所有经济资源，基层政府必须、必然“听招呼”。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一方面不再“突出政治”，另一方面，经济的开放也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新的寻求利益的渠道——双城市前政府官员当起奶场老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于是，随着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变弱，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类似入股企业、动用公安强令奶农卖奶这类事情不太可能在相对发达地区发生。
　　虽然相对发达地区有着较好的法治环境，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地价、人工成本的升高，一些外资企业也逐渐往欠发达地区转移，这样，他们将面临着一个更为现实的挑战。中国地域庞大，地区之间的风土人情各不相同，经济发展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法治程度差别也很大。而且，和较发达地区长期受到更为开放的理念熏陶不同，欠发达的地区，是一个更为传统化的区域。
　　一开始，当企业选择驻地时，企业会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争相邀请，优惠的政策、低廉的地价、各种方便的承诺；企业进入生产后，低廉的工资、服从的工人，甚至更为宽松的法律或法律之外的空间，如一些地方政府给当地纳税大户发放“保护牌”命令警察不可随便进入一样的待遇。
　　外资企业即使有着良好的制度，但其必须依赖于人和更大的外部监管制度，而如果地方政府非但不能起到监督作用，反而为了诸如政绩、GDP、私人利益等原因为企业营造法律之外的低人权优势、低监管环境，再加上本地化员工带来的本地化理念，那么很难制约资本逐利的冲动，被完善市场和法律封印的资本丑恶的一面，就会从魔瓶中钻出来，开始兴风作浪，使企业行为发生改变。
　　低人权优势、亲资本的基层政府当然对企业有利，但随着企业异常顺利的经营，从灰色的环境中赢得额外利润，不仅底层劳动者的怨气会积累，而且地方基层的各种权力也会随之附体——入股、各种或明或暗的利益寻租。地方政府和跨国公司看似达到了利益最大化，其实不过是作恶的企业和失控的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绑架，牺牲民众利益和社会公正，待到丑闻爆发，双双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对企业的潜在风险极大。雀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次丑闻被揭露，不但直指产品质量，更涉及企业形象。
　　外资企业还必须清醒认识到的一点是，外资企业虽然行为上可以变得像中国企业一样，但其毕竟未能深植于中国社会，一旦情况被曝光，就如同斑马群中的红色斑马，独特而耀眼，不但吸引舆论也吸引民粹，最终对企业而言是得不偿失。
　　对于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此类风险，现在应该加强约束基层政府，同时，应适当地给予基层劳动者以价格谈判、权利保护的平台，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做到高效、持续地使企业在华良好经营。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转移过程中，应该把当地法治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主动借助当地良好的监管来约束企业自身行为，也可尽量降低当地权力寻租的概率和程度。除此之外，企业需要严格制定规章制度，面对地方政府宽松的法外庇护要经得起诱惑，必须谨慎地规范员工的行为，在欠发达地区的有利和不利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