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以来，“中国需求”一直是初级产品牛市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和炒作题材。在所有这些大宗商品中，铜无疑是中国需求影响力最强的，因为中国铜需求占全球总量的40%，增量占比更高。相应地，中国铜库存量对全球市场铜价影响重大，中国的高库存将压低铜价，低库存则将支撑铜价。
有鉴于此，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与会人士9月底在国际铜业组织里斯本会议上提出的中国铜库存数据远远高于市场预期，会对全球市场铜价产生沉重的下行压力。在此之前，外界对中国铜库存量的估计为100万-150万吨，都超过了美国一年的铜消费量。
中国铜库存量超过外界估计是正常的。毕竟境外机构评估中国铜市场规模时常用概念是表观消费量，包括当年产量以及精铜净进口量，但没有考虑到储备、贸易商补库和融资等因素。特别是我国部分企业中近年来颇为流行“融资铜”，即以融资为目的的进口铜交易，其基本业务模式是通过银行开出延期付款的美元信用证，进口铜进入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销售换取人民币现金。如果企业能开出6个月信用证，经过这样的操作，能取得大约5个月的资金运用时间，到期后还可通过同样的操作继续这一融资模式，借新债还旧债。这样的操作必然会增加国内铜的库存量。
对于铜业而言，压力更大的是，整个初级产品市场牛市终结、熊市逼近的迹象日益显著，铜价承受的下行压力还在与日俱增。毕竟，自从2002年启动以来，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已经历时9年，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少见。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无论多么漫长的牛市都不可能永远延续。看看大宗商品牛市的主要支持因素——实际需求、货币政策、政治和灾害冲击、投机，我们会发现，实际需求难以永久向上，货币政策变动、政治和灾害冲击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昔日曾经给牛市推波助澜的投机在不同环境下照样会成为加速市场下跌的力量。
从行业间关系来看，初级产品实际需求难乎为继，表现在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在这场牛市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如果说这一轮牛市之前，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处于远离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极度不利于初级产品而有利于制成品，必然抑制初级产品的投资和供给，因而不可持续；那么，经过这一轮牛市，初级产品-制成品比价已经走到远离均衡水平的另一个极端，极度不利于制成品而有利于初级产品，既刺激了初级产品行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供给，也令下游制成品行业步履维艰而难以提供更多的需求，来消化增多的初级产品供给，同样不可持续。
看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走向，我们更能明白初级产品实际需求降温的压力有多大。“中国需求”是本轮商品牛市最强有力的驱动力量，但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日臻完善而增长减速，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昔日强有力的中国需求将趋向削弱。尽管一些人寄希望于其他新兴市场需求的增长能弥补中国需求的减少，特别是据说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的印度；但在印度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热门新兴市场，财政相对虚弱、土地私有制等因素决定了即使有与中国相似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他们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也难以达到中国的水平，相应也就难以为初级产品行业提供能与中国媲美的需求。
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只蝴蝶煽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就可能在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初级产品牛市面临终结变局，也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以铜为例，铜需求下降，将冲击一些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为和政策。比如，中国是赞比亚铜矿产业的重要投资者。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末，中国在该国直接投资存量已从2003年的1.4370亿美元上升到9.4373亿美元。但由于铜需求下降，价格低迷；加上赞比亚可能采取增税、要求提高赞比亚工人工资、减少使用中国员工等措施，限制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中国对资源国可能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可能扯旗收兵，这不仅可能影响资源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反过来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一定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