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今年以来媒体关注的热点。这本来是一个长期性老大难问题，为什么现在人们如此关心这一问题呢？我以为不少人主要是拿此说事，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目的或两种动机。
　　一种是用来批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调控政策，它导致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提醒政府要保护民企，给民企更多的生存空间，促进其发展。另一种是想说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紧，要赶快救市，必须结构性的或全面性的放松货币政策，否则，我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
　　就温州等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我接受过许多媒体的采访，发现真正关注第一个问题的人较少，而更多的是关注第二个问题。大多人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广东的一些地方，大量民企因出现金融困难而倒闲，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紧。
　　我非常不同意这样的判断，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利率过低是导致民企融资困难、民企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为说明我的这一观点，我们首先要对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做一个全面分析，做不带任何目的性的纯客观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不外乎有三层原因。第一层原因是长期性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第二层原因是金融体制问题，第三层是当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增长优先导向，而不是就业优先导向。有人说增长优先就是就业优先，我们保增长就是保就业，这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两者矛盾冲突非常大。
　　在重化工业阶段及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不是消费的环境下，保增长一般是保投资，而现在的高投资增长创造的就业却较低，增长优先就是投资优先、大项目优先、大企业优先。
　　而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不同，保增长是“适度”的保，主要是保就业的稳定，而就业的主渠道是中小企业，是服务业，是民营企业。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更多的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民企、服务业的发展。
　　所以，在这种长期增长优先政策导向下，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阶段，我国民企因为难以向重化工业延伸或升级，其融资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
　　第二个原因即金融体制问题。由于中小企业效率较低、信用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原因，各国的金融机构从成本、风险、收益等考虑，都更偏向于给大型企业融资，导致中小企业融资不足。
　　但像日本却通过政府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加以支持，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美国则是通过银行业的充分竞争来实现，美国有几千家银行，这些银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明显的分工，有的偏向给大企业融资，有的则偏向于为中小企业融资。同时，在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也非常多，因此，他们都较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而我国，则缺乏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中小企业发展在融资上有天然的劣势。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如何不予以特别的体制或政策安排，融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现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很多的商业银行，但他们与国有大企业在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上完全同构，没有分工。
　　如民生银行成立之初说主要是为中小企业开展融资服务，但他早都变了，为大客户服务才是他们的宗旨。巨大的存贷款利率差（金融过度管制的结果）和房地产融资的高回报使全国的各类银行日子非常好过。因之，无法形成金融的分工，中小企业融资主要靠民间借贷完成，正常的金融机构不愿介入。
　　应该从两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学日本，政府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同时，允许民间贷款、担保机构的发展；二是通过利率市场化缩小银行业的存贷款利率差（垄断利润的来源），促进银行业的竞争。
　　第三层的原因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我们同意：当前中小企业十分困难是由于近期宏观经济政策引发的。但我们分析的原因与当前时下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是金融政策过紧导致的，我们认为是金融政策扭曲导致的。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今年的金融货币政策是紧缩型的吗？相对于前两年金融货币收缩是收紧的，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收紧”并不等于金融货币政策处于“紧缩状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许多人分析这一问题时明显忽视这两者的不同。
　　前两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太宽松了，适当收缩是必然的选择，但收缩所达到的状态不一定是“紧缩状态”。我以为，尽管货币政策是向稳健调整，但仍属于“适度宽松”的范围。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之间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
　　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货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三是今年计划的M2增长达16%及贷款新增量在7-8万亿（增长也超过15%）都显示我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上并不紧，而是相对较松。而从利率方面来衡量，我们维持负利率水平达到一年以来（主要是今年），利率政策长期为负，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负值，怎么能说货币政策是“紧缩”的呢？
　　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率政策的扭曲。正是低利率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异常困难。在信贷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新增贷款7至8万亿元，这一规模足够维持当下GDP增长9-10%），当利率严重偏低（货币政策调控只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有意压低存贷款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2至-3%之间，目的是为促进投资和房地产增长）时，新增的7-8亿贷款不够花。
　　在一个很大的负利率下，企业对资金贷款的需求被无限放大。贷款总量好比一个“池子”，由于存贷款利率过低意味着贷款将占大便宜，池子里的“水”全被大企业、国企（包括房地产商，今年以来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仍保持20%左右的增长，很充足，房价怎么可能跌呢）吸光，中小企业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得到一分贷款。
　　而在往常，由于利率接近市场均衡利率（实际利率为零或小的正值），这池水并没用完，还剩下2-3成，可供中小企业使用。即在人为把利率人压得过低（负利率值很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在两方面“断流”。一方面，正常贷款“水”被取光，低成本的贷款一分也得不到。
　　另一方面，因为少了20-30%的正常贷款渠，大量的中小企业只好将贷款需求向民间借贷转移，于是导致民间借贷成本大幅上升。在正常情况下，管方贷款利率为6-7%，民间贷款利率为15%左右，而此时，民间借贷利率却陡升到30%以上，结果，中小企业不是贷不到款，而是贷款成本过高而不敢贷、不能贷（风险太高）。
　　结论很清楚，升息过慢（频率小、幅度小，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应是利率调控的主要参考因素），人为地把利率压低，才是导致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放松货币政策，如增加贷款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降低利率、继续延续升息上升更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