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发行开闸，不仅为未来持续深化的城镇化解决了融资通道，更为当下高达近11万亿的地方债务提供了缓解机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指令（或变相指令）银行持续放贷“以新换旧”。这一方面说明，数额巨大的地方债务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持续放贷会将风险累积恶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与历年相比，中国央行“独立性”得到了相应提高。
　　如果时间回到从前，此种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处置方式，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由财政部发行相应的债券，指令央行出面认购；另一种是让央行放低利率，并相应增加信贷额度，配合地方政府通过“以新换旧”还贷。
　　上述两种方式，均以弱化央行“独立性”为代价，为地方债务买单。且由此会持续助推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冲动，更可能加剧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我们承认央行“独立性”相应提高的同时，如果对本轮巨额地方债务的形成，以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其肇始及恶化，亦来自于央行的“相对不独立”。
　　2008年中央政府为避免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在作出4万亿元中央直接投资的决定后，央行随即全力配合支持，并于其后两年放发逾10万亿元针对性的“配合信贷”。
　　当然，在经济遭受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内需、带动就业，就阶段性而言有其合理性。但是，刺激性投入的过大，以及相关项目过程监管、基本效率评估的相对缺失，直接带来了今天风险权重较大的巨额地方债务。
　　无论是巨额地方债务隐患的警示，还是持续高企的通胀水平，以及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下逐渐开放的要求，似乎均在说明央行有加速“独立性” 进程的必要。
　　如果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因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货币流动的相对稀缺，此时为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相对可以容忍较高的通胀水平——亦即是说，此阶段政府“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要大于央行“价格稳定”首要任务的重要性。
　　但是，在实现高速增长32年后，中国早已由改革之初的资本极度稀缺，变为今天外储逾3万亿美元的全球外储第一大国。此外，无论是通胀的高企、资源的供给，还是环境的制约，均要求我国尽快改变过于依赖投资的粗放式增长。这就说明，过去因发展水平的滞后、货币流动的稀缺，所赋予政府“经济增长”重要性大于央行首要任务的“价格稳定”，在事实层面的合理性而言，已不复存在。
　　当然，就“经济增长”而言，“十二五规划”已将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降为7%，这与“十一五”期间11%的增长均速相比，大幅下调了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之于下一阶段发展的相对放缓，给央行“价格稳定”真正作为首要或惟一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在自主发行试行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之际，我们更应该反思，正是在央行“独立性”相对缺失下，经由制度性诱导，才形成今天数额巨大、风险巨大的地方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