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借贷生财”成了一种新经济现象。众多制造企业纷纷摇身变成了“放贷”专业户，尤其是那些在此轮信贷扩张中占尽优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等。
翻开上市公司报表，稍加注意就能发现此种公司，其中，宁波一家ST公司因“高利贷”助推业绩翻番，就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而总量层面看，2010年起大部分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在银行贷款增多的同时，其他应收款也在同步地放大。这说明，有许多银行资金被用于了企业间的资金拆放。
企业间拆借市场的兴起和发展，给民间借贷市场增添了新的内容，使民间借贷市场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原先的民间借贷市场主要是居民（个人或家庭）、个体工商户、小型企业间的相互借贷，基本上属各类经济主体间的资金余缺调剂。大型企业加入民间借贷主体体系后，原先民间借贷资金余缺调剂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大企业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大企业进入民间借贷市场，等于民间借贷市场有了资金来源“管道”——通过向银行借款，或是利用自身的商业信用，将资金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来。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凭借在正规渠道上的融资优势，进入企业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市场开始突破原先的“小打小闹”格局，开始跃升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
与西方脱胎于资本市场的“影子银行”体系相比，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西方的“影子银行”体系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传统信用市场和现代资本市场相互融合的产物。证券化和衍生市场的发展，改变了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发展造成的“脱媒”，使得商业银行热衷于证券化，以回避资本监管。因此，西方的影子银行是根植于资本市场体系的。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起源于民间借贷，发展于企业间拆借市场。与西方国家货币“脱媒”促进“影子银行”体系的生成和发展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历程，首先是正规银行信用流入“影子银行”渠道，“影子银行”的发展增强了自身对体外资金的吸引力，继而加剧了中国经济体系的“脱媒”现象。其次，西方“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信用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全社会的信用体系；中国当前“影子银行”的信用却依赖于传统银行的信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权贵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可以说，西方是“脱媒”催生了“影子银行”，中国是“影子银行”造成了“脱媒”。
大型国企变身“影子银行”，客观上对现有国进民退现象起到了深化和助推的作用。大型企业变身“影子银行”造就了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中国的“影子银行”是以大型国企为核心的，它使得广大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位置愈发不利，愈发成为大型国企的附庸！中国独具特色的“影子银行”的发展，在金融上强化了体制上的“国进民退”。通过金融控制和利息支配，处在“影子银行”体系核心的大型国企取得了对广大中小民企的价值支配地位，民营企业成为依附于国有企业的“卫星”企业。
缺少微型金融机构造成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必然造成大企业资金富裕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实行银行组织结构单一制下大量小型社区金融机构并存的欧美国家，中小企业融资并不成为问题。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小型和微型银行，例如村镇银行，才刚刚出现萌芽。由于政策原因，微型银行的发展还受到诸多束缚。对微型银行的监管还未有成熟的经验，也未有专门的配套法规。我们期待微小银行遍布各地的一天，并以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2011年，伴随着货币紧缩政策的持续，企业间的资金相互借贷行为变得愈来愈普遍。广大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正规渠道得到贷款的同时，民间借贷市场却是供求两旺，一派繁荣景象。当然，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借贷利率体现了风险溢价。
未来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前景，决定着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方向。伴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企业经营前景终将改善，届时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将会面临收缩趋势。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仅是货币快速扩张后收缩的阶段性现象。货币紧缩造成了信用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在缩小主业经营规模的同时，自然有将经营资金转为借贷资金生利的自利动机；同时，在货币政策转向时期，借贷资本的收益率上升，而经营资本的收益前景下降，这吸引了更多的企业收缩原有战线，而转向金融放贷。但金融毕竟是经营风险的专业经营机构，需要专门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凭借在传统信用领域获取资金的优势的国有企业，从事资金拆借活动，从国民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必然是低效率的，它放大了全社会的金融风险，也注定无法长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