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温州民间借贷引发的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以及无法履行债务等一系列经济金融风险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国家及时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然而，民间资本为何躁动，高利贷为何盛行等问题值得深思，“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角逐所反映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温州高利贷泛滥既有供给的原因，也有需求的原因；既有政策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而更深层次却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困境的真实现实。
高利贷等地下金融兴盛源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这种非正规金融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补充，但也形成了利率管制下资金价格的扭曲。高利贷的需求方主要是中小企业，今年以来信贷政策收缩，市场流动性开始吃紧，但市场融资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导致资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形成了位差，地下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导致民间利率奇高。
而为了追逐高利润，一些资金又转战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这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20%左右通过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集资炒房等进入到“房地产投资”，高利贷不仅吞噬了产业利润，也架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
如果说当前的高利贷是紧缩政策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对此担忧将是短暂的，适时的政策调整即可缓解压力，但高利贷兴盛也许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应该讲，高利贷不是造成当前温州困境的原因，而是一个结果。温州是民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前哨，拥有超过40万家企业（多数为小型企业）。改革30年来，温州企业和民间靠加工贸易和产业链协作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然而近些年，由于政策红利下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温州产业基础变得十分薄弱，要素支撑不足，创新的瓶颈和产业升级压力使得大量实业企业纷纷外迁，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温州乃至浙江投资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近10年，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8.6%的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全国达57%，浙江为44.0%；2009年全国为65%，而浙江仅为47%。而同期，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31%~37%之间，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均居于末位。资本从来不会甘于寂寞，一些温州资本将实业当做融资平台并借力民间借贷，参与房地产等炒作，使得温州资本大量外流，甚至热钱化。
应该讲，温州高利贷并非是个例，在中国的一些区域，如珠三角、鄂尔多斯等地区同样存在高利贷泛滥的现象。事实上，央行从2008年就开始调查民间借贷市场。据统计，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元，融资规模比2008年有所扩大。但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民间借贷与往年相比呈几何级数增加。过剩的货币没有进入到实业循环，而是流入房地产等资产领域。资本都是逐利的，它会在不同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之间作出比较。一直以来中国的产业资本利润率回报十分丰厚，1998年到2008年，中国一般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而这种高利润率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中国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成为资本获取价值的“洼地”。
然而，近年来，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的推动下逐步回补，制造业利润率越来越薄。除此之外，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制造业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房地产投资额为3650亿美元，中国为1562亿美元，与2008年相比增幅超过一倍，约占全球的四成，大量的资本沉淀于房地产等资产领域，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的倾向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显现。这样，为了偿付借贷成本，高利贷借来的资本只能回流到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进而形成恶性的资本循环和风险链条。
因此，解决温州等地区民间借贷的金融乱象，并不能仅靠放开非正规金融管制，让民间借贷“正规化”，或是一些短期的应急之策。解决当前温州的困境需要全局观，应该讲温州已经拉响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警报，温州需要反思，中国也需要反思。中国的确到了经济转型的“危机时刻”。
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以往“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到底来自于何方？中国并不缺少资本，而是缺少实业精神。庄子曾经说过，“内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实体经济的下降永远是最大的风险，从日韩、拉美等地区的经验教训来看，明确地提出“实业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有效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未来中国突破技术创新瓶颈、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实体经济再造，对我国当前乃至长远的经济繁荣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