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中国通货膨胀主要体现为食品价格飙升。擒贼先擒王，上半年至今，为了把菜价压下来，政府部门可谓费尽了苦心。今年4月份，山东一位菜农因亏损自杀的消息，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了流通环节，但是，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凭着非常不可靠的直觉，将罪责推给了流通商人，以为是他们哄抬了物价，导致民不聊生。然而政府更清醒一些，将着力点放在降低物流成本上，绿色通道之类的政策陆续推出，不过，效果似乎仍不明显。随后的政策，有所谓的“农超对接”，意在甩开流通中批发环节的“盘剥”。最新的、比较吸引眼球的措施，则是深圳及其他一些城市推出的流动卖菜车。据报道，深圳市计划由一国有企业开出300台货车，在市区900个路边定点销售蔬菜肉食，号曰“平价商店”，以便民、低价为特色，直接服务社区老百姓。从试运行情况看，拥护的人占多数，但也发生了侵害超市利益而遭攻击的事件。
　　如何评价从流通环节着手林林总总的降菜价政策？表面上看，这些政策琐碎，都是为达成具体目标，无关宏观经济全局，然仔细分析，这里面大有文章。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居民消费的终端食品价格中大部分由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及服务构成，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研究，消费者每消费1美元食品，农场主只获取了其中的19美分，能源和运输成本占了7.5美分，包装占了8美分，剩下大头是销售和服务。笔者没有看到中国官方公布的此类数据，但今年上半年有多家媒体做过个案式的全程跟踪，结果发现，一些普通蔬菜从菜农手中到市民餐桌，价格翻了5倍到10倍。
　　由此看来，中美两国在食品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分配颇相似。不过，中国这种情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很多年前，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蔬菜流通环节很简单，郊区农民种菜，再送到农贸市场或街边零售，或干脆批发给菜贩子，没有长途运输，也不需要高昂的进场费和商场租金，所以，蔬菜从郊区农民的地头到市民的餐桌，虽然也有加价，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动辄五倍十倍地上涨。
　　中国食品蔬菜走向“大流通”格局，变得日益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近，里面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城市规模扩大了，原有供应模式难以为继。城市规模扩大之后，菜农和市民面对面的交易不再现实，更重要的是，城市膨胀之后，蔬菜自给率大幅下降，特别是房地产业勃兴后，郊区土地面临种菜还是盖房子的选择，显然，盖房子的回报要比种菜高出千倍万倍，大量菜地因此消失，其中一小部分置换到了远郊，相当一部分缺口只能靠遥远的外地菜来填补。第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蔬菜花样品种大幅增加，原来只单调地消费本地蔬菜的地方（如北京冬天曾主要吃大白菜），也吃上了外地的时果令蔬，这些长途运输而来的宝贝儿，自然便宜不了。第三、人们对购物环境的要求也提高了，那种传统的臭气冲天鸡鸣鸭叫的拥挤菜市场与整洁光亮冷气充足的超市相比，人们往往弃前者而取后者。
　　显然，消费升级和流通格局变化，构成了菜价上涨的长期因素。另外，蔬菜生产和流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没有制造业部门来得快，众所周知，劳动生产率提升慢的部门，其产品或服务相对价格要比提升快的部门高。汽车价格走的是长期下降通道，却从未见过理发价格下调，原因即在此。蔬菜食品的生产和流通，效率有提升的可能，但却非常缓慢，这意味着其相对价格长远看是上升的。我们不妨将生产率因素视为第四个因素。
　　客观地说，在这四个因素中，第二第三个因素代表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块的“消费升级”体现在菜价上涨中，是合理的，应该由居民自己支付。第四个因素同样无法避免。而第一点，从种菜到盖房子，中间的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这一因素推动的菜价上升，最终由居民埋单并不合理。
　　上述四因素是从结构角度进行的长期分析。从经济周期角度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的经济扩张，抬高了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批发市场、超级市场的租金，这些成本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体现在菜价之中。有了结构性视角和周期性视角，再来评估各种五花八门的控制菜价政策就相当容易了。
　　首先，这一轮菜价上涨中的运输成本因素主要是人工和油价上涨，高速公路收费确实是千夫所指，但其费率多年来未有变化，因此它并不构成这一波菜价上涨的原因。免除蔬菜运输过路费，有一定效果，但只是治疗其它病症的附带收益。
　　其次，相关调查显示，从生产到批发、从批发到零售是菜价大幅上升的两个重要环节。针对第一环节费用过高的对策有所谓的“农超对接”，效果很有限，说明批发环节加价不是大头，而流动卖菜车一出，菜价立降15%~30%，说明零售环节才是关键。流动卖菜车没什么商业秘密，除了政府补贴外，省掉高昂的零售租金是其价格大幅下降的关键原因。可以说，零售环节高租金是推升终端菜价的头号罪人，运输费用（油价等）和批发加价，与之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笔者居住小区菜价比街对面城中村超市要贵20%~50%，在进货渠道、人工、水电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咫尺之隔，菜价差别如此之大，只能用物业租金的差异来解释。
　　流动卖菜车甩掉了零售租金这块成本，起到了立竿见影的降菜价效果，但它本身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因为传统的生产、运输、批发、室内零售商业模式，是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是很难颠覆的，突然出现大量流动卖菜，无疑对室内经营的商户不公平，这部分收益事实上是以侵占正常经济秩序为代价获得的，如果认为室内销售是多余的环节，那么就应该允许所有人在街头卖菜，这绝对比国企一家垄断经营要好得多。再说，一旦经济发生变化，菜价发生较大下跌之后，这些出于权宜之计而组织起来的卖菜车是很难甩掉的麻烦。
　　总体上看，截至目前推出的控制蔬菜价格上涨措施均有明显的权宜色彩。合理的做法是，结构性因素推动的菜价上涨居民应自已承担一部分，其中因房地产占用菜地的因素，政府则应给市民以补贴，因为政府拿走了绝大部分级差地租。另外，生产率因素推高的菜价，本来也应由市民自己承担，但对那些未分享到社会总体进步的市民应给予人道补偿，但应采取直接补贴形势，任何直接补贴，都要好过流动卖菜车这种浪费低效、且隐藏腐败可能的隐性补贴。
　　对引起菜价上涨的周期性因素，则应该从宏观政策方面着手。由于在整个流通环节中，房地产泡沫引起的租金上涨是最关键因素，解决之道在于管好央行手上的印钞机。事实上，中短期而言，菜价上涨更多地受周期性因素推动，所以管好印钞机往往是控菜价的关键。
　　控制菜价，压缩流通成本是看准了方向，但还要细分下去，对其原因性质有所区分，定向打击才能击中要害，任何以行政手段颠覆市场长期演化而形成的流通模式的努力，都很难成功，如果不计代价去做，其成本收益一定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