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巨额外储可谓弊端重重。主要表现为：
一是外汇占款造成央行被动性的货币投放。外汇占款是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流动性过剩催生各类资产泡沫，导致楼市调控效果被抵消，达不到预期目的。并且，社会上流动性泛滥之后，各类游资常常会炒作民生必需品，给物价调控造成压力。
二是美元贬值造成外汇储备的实际损失。以购买国际石油为例，2001年底布伦特原油价格是25美元/桶，现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达到105美元，贬值4.2倍。所以，按石油价格来衡量的话，现在的3.2万亿外汇储备，其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2001年时的7619亿美元。
三是容易招致贸易逆差国施压人民币升值。自2009年底以来，欧美国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并配合贸易制裁。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了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和贸易制裁中来。
四是给国内出口企业造成生产困难。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截至2011年6月底，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2%，极大地挤压了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至今很多出口企业变成微利企业，挣扎在生存线上，部分企业主要靠出口退税度日。
五是外汇资产投资收益偏低。中国外汇主要投资于国外金融产品，收益率大致是4%-5%，然而外商在我国的平均投资回报率都在18%-20%。截至2010年底，外商投资累计近1万亿美元，就此计算，我国每年外汇潜在亏损约1500亿美元。
巨额外储反映出中国经济存在一些综合病症。过大外贸顺差反映的是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外商投资在很多领域已居于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有企业，挤垮了民营企业，而对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就业并无裨益。至于热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只会炒作资产价格，并助推通货膨胀。因此，化解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宜采取多种策略，进行标本兼治。
从短期目标来看，应坚决控制外汇储备增量，用好外储存量和增量。
首先，坚决煞住增量。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中国不宜继续追求高速度，建立以就业率取代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GDP主义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不但会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而且还会给资源环境造成沉重压力。今年以来，我国多个省份同时发生了电荒，表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出口方面，应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促使粗放型出口企业进行业务转型。如果一家出口企业或某一出口行业仅能依靠财政补贴过日子的话，本身就是社会福利的损耗。改革开放初期，在外汇短缺的背景下，靠补贴企业实现出口创汇还可理解。如今，在国家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负担的情况下，出口补贴已无必要。况且，出口退税的存在还可能给一些企图搞假出口的企业提供骗税的可乘之机。
进口方面，应适度降低某些行业的关税，以购进一些关乎国计民生，同时又是国内紧俏稀缺的商品和技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购进大宗物资有助于抑制国内不断上涨的物价。对于降低关税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可由取消出口退税来抵消。
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额60%。毫无疑问，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是中国步入美元陷阱的根源。鉴于外汇储备过高，并且过高的原因是主要贸易对手国家对我国企业实行投资壁垒和封锁技术出口造成的，所以我国很有必要在外商投资方面对国内相应产业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政策。外资应当被置于拾遗补缺的地位，招商引资不应继续成为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经济行为。
热钱方面，由于热钱流入的重要原因就是博取汇差，因此中国应当坚决顶住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打消市场上存在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甚至造成长期人民币贬值的市场环境，即使是小步慢跑的贬值也可。对于西方而言，仅靠施压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欧美的贸易逆差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升值不能解决输入性通胀。升值有多种方式，如果是一次性大幅升值，确实有助于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但是，如果小步慢跑式升值的话，热钱就会汹涌而至，反而会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助推通胀。
其次，用好存量和增量。对于已经到期的外汇资产和增量的外汇，可将之用于国计民生领域，主要是到国际上购买或投资关乎国计民生的必需品，在投资地域上可重点关注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睦邻友好国家和地区。在外贸方面，主要面向与中国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的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对于双边贸易可采取本币结算，甚至以出口商品直接换取能源、资源等原材料。比如，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发展外贸和投资合作时，即可稳步采取本币结算。
外汇储备过多其实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内需型经济。另外，从外储形成机制来看，外储的积累完全是由央行购汇造成的结果。所以，应当加快建立境内外汇期货市场，通过真正的市场汇率形成机制，实现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的自动调节。
首先，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由来已久，发展内需的口号亦非近期提出，这些一度曾是上世纪9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那么，经济转型究竟为何这么难？
究其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之际，要让粗放型企业自主转型的话，企业当然没有内部动力。一旦遇上经济紧缩期间，如1998-2001年以及2008年那样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经济萧条，社会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于是中央政府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通过保增长达到保就业。相比而下，西方国家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汽车行业涉及数百万的就业人口，但美国政府仅仅支出20亿美元用于消化库存，任凭三大汽车公司将产业转向海外，以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对于失业人口则通过各种救济和培训来消化。可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内需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解决外储过剩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包括：就业培训、失业救济、生活补贴，社会保障基金和就业基金可以从减少出口退税中转移划拨。
其次，应理顺收入分配体系。建立内需型经济，就必须提高居民有效需求的支付能力，使其做到敢于消费和能够消费。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与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7％，而美国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中国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实际上已超过0.5，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难、上学难、就医难”的问题。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依靠城镇居民扩大消费，即社会中产阶层拉动。解除城镇居民后顾之忧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层次的住房分配体系，形成多渠道的社会办学体系，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机制，这些均是扩大内需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3-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增长速度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以上。要扭转居民收入增速过慢这一局面，关键在于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在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包括提高工薪税门槛。
第三，应建立境内外汇期货市场 。既然中国政府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并在付出了长期艰辛的谈判努力之后才加入WTO，那么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果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境内外汇期货市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外汇期货市场上，由外汇的供给方（出口商）和需求方（进口商）依据自己对市场形势的判断，自主决定外汇供求，自由生成市场汇率。如果进口商拿到外汇却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适宜商品的话，那么进口商势必减少对外汇的实际需求，于是外币必然贬值。当外币贬值到一定程度时，出口商由于亏损就会减少出口，这样国内市场上外汇供给数量自然下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早已于2006年8月28日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产品，这是继新加坡、香港和日本推出人民币NDF以来，第四个人民币NDF离岸市场 。境内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期货市场的建立，在有效化解巨额外储问题的同时，还可以适时地夺回境外市场上远期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摆脱了连续多年通货紧缩的困扰，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外商投资踊跃而至，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迎来了10年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与日俱增，巨额外储的投向和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和讨论的焦点。今年5月16日，美国国债触及14.3万亿美元的上限，8月5日标普降低美国主权债务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再加上连续数月来欧债危机如影相随和日本主权债务评级又遭下调，这种背景下，中国巨额外储的安全性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