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高利贷行为触发的险情说明了什么？它的根源又在哪里？它为何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扩展到如此大的范围？对温州民间金融这样的高利贷行为，仅是引导之、救助之就可以抹平的吗？如果放虎归山，那么温州的高利贷行为是不是会掀起新一轮的炒作高潮？特别是这些人会不会重新进入住房市场炒高房价，让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前功尽弃？
这些问题，实在很值得深入探讨。
起源于温州的高利贷，迄今已蔓延到全国许多地方，它给整个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风险实在是难以估量。这是现行中国货币政策、金融制度安排下的一种严重的金融乱象。如果不是因为温州民企老板接连“跑路”，这种金融乱象还不知道将延续多久并泛滥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笔者以为，对于温州的高利贷行为，绝非仅是借助一个新的概念来救助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当前温州高利贷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不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要救助的问题，而是高利贷的当事人或企业利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不规范及制度缺陷，有意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扭曲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之所以会持续的时间这么长，蔓延范围这么广，很大程度与金融监管缺失有关，也与地方政府不作为有关。如果政府仅是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角度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可以使相应的监管部门得以推却责任，也可能会让这些高利贷的当事人及企业重操旧业，又掀起新一轮的高利贷热潮。
近十年来，国内许多行业、产业、商品炒风四起，大多都与温州的高利贷脱不了干系。比如温州炒房团，就是以温州的高利贷为融资平台的。这些炒房者利用温州的高利贷市场，把许多城市的房价炒得在短期内飙升数倍。而温州炒房团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国住房市场得手，又使得温州炒房团志得意满越炒越疯狂。就这样，以温州高利贷为融资平台的各种市场炒作者，这些年来转战南北，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炒作住房、炒作矿产资源、炒作煤矿、炒作农产品等热潮，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短期内暴富。而在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聚集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秩序被扰乱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被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核心主流价值被严重侵蚀。这些一夜暴富者的事例，引得更多人及企业不想从事实体经济生产，不想创造社会财富，一心只想捕捉到下一个炒作机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国内的房地产泡沫、民间高利贷这两大危害中国经济的因素都是这种赌徒心态的结果。
国内房地产的泡沫不挤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风险就难解除。非常糟糕的是，在温州炒房团的示范效应下，不少人已视房地产为最能赚钱的工具，最得力的增长财富工具，足以牟取暴利的工具，一轮又一轮住房投机炒作的热潮遂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观。在这种状况下，当政府的住房政策不允许再把这种住房炒作延续下去时，这些疯狂炒房者就开始玩“炒钱”游戏了。当前民间的高利贷不仅是一些人牟取暴利的工具，也正在演变成普遍的融资行为。这种融资行为，不仅在规模上严重侵蚀着正规的金融市场，而且高利贷利润也高到了几近“疯狂”地步。据《羊城晚报》调查报告的数据，近来民间借贷利率已普遍涨至月息6分到8分，换算成年息高达72%至96%，个别民间借贷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而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65%，广州民间借贷利率最高已达银行贷款利率的18倍。想想看，这是怎样的诱惑！
面对高利贷的超大诱惑力，近年间，无论是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还是公益基金及公务员都纷纷被诱入其中。早几年，这种高利贷还仅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市场，而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感染并迅速蔓延。对于这些炒钱者来说，赌徒心态发展到极端，而当这种借贷无法归还时，“逃”便成了当事者上策。从目前的情形看，只要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高利贷巨额信贷资金没能尽快、彻底撤出，就不能排除最终可能引发全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威胁整个国家金融安全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减轻中小企业的各种负担，确是可行的选择，但是决不可用政策来救那些在全国各类市场投机炒作的企业或个人，更不能救助那些由于高利贷而破产的企业或个人。不仅不该救助，对这些高利贷行为还理应采取严厉处罚措施，这些高利贷企业或个人，该破产就得破产，如果违法，就得追究法律责任，决不可姑息。
为了严厉打击高利贷的行为，中央政府还需要抓紧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则，比如严厉禁止银行工作人员、政府公务员从事高利贷行为等等，必要时还得追究一些地方政府的责任。不能不说，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盛行，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监管不力是分不开的。现在眼见高利贷正在引爆危机，这些地方政府便拼命希望由政府来救助，从表面上看这是在极力拯救当地的经济，其实这也是在极力掩饰他们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对近年间高利贷盛行及泛滥的地方，同样要追究其地方政府官员的责任。要不然，就不可能真正全面遏制泛滥的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