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而设立的，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增设的。该奖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其奖金也由该银行提供。因此，将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更为合适。但作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项，经济学奖却又最为世人所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诺贝尔奖的光环，更在于世人往往像求医问药一样，希望经济学奖得主及其理论能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药方。因此，每当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后，人们首先要问的是，获奖理论有什么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要论对现实经济的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难当此任，有时还起了相反的作用。比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与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和金融工具有关。而面对经济危机，他们要么毫无对策，就像今年的奖得主西姆斯那样，面对媒体询问怎么才能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时，一再强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要么提出的政策反而将经济弄得更糟。这就难怪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罗·鲁比亚要如此调侃：“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算是科学奖”，“经济学家把这个世界搞乱了，经济学家在拯救世界经济中没起什么作用。”这番话，是他和笔者在今年的浦江创新论坛晚宴上聊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
　　首先，就其性质来说，经济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序列，而是一门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学是对非科学的东西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面对异常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研究难以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提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建议。但研究非科学的东西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就像天气一样，尽管变化莫测，但我们仍然需要对其长期研究并坚持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诺贝尔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奖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好奇与研究，而经济学奖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们对非科学的东西的好奇与研究。
　　其次，正如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贝克尔所说，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研究对象和种种定义，而在其研究方法。特别是当数学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后，可以把经济活动抽象为数学符号，并在各种假设前提下推导出各种各样看上去很严谨、也很完美的模型。这和运用数学研究随机现象，最终形成概率论其实是一个道理。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4年曾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两位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惊人地相似，尽管他们两位的观点截然相反。诺贝尔经济学奖要鼓励的，恰是学术研究上的创新，包括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因为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革命。是经济学革命的先导，理论创新首要的是方法创新。托马斯·萨金特和卢卡斯等人在开创理性预期学派上的重要贡献，就是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对通货膨胀理论和就业等理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则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了新颖实用的计量基础，对引导人们从大量经济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对检验历史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经济思想的阐述和表达实现了“科学”化。这就是学院派数理经济学家屡屡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
　　另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更多表现在其前瞻性和对相关经济政策的指导性上，而不是为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带来“速效药”。例如，萨金特和西姆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系统性、长期性影响，以及哪些因素的变化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等等。这可以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但由此制定的政策通常会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最终使某项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或执行后偏离了当期政策的目标。
　　可见，在如何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成果上，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态度。比如我们不能用纯粹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该奖，否则都只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正如胡适所说：“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需要能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此外，我们也不该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不必把获奖者及其理论奉若神灵。因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该享有这样的权威。可惜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结果损害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