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进入高发期。对中国而言，“十二五”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期。贸易保护方式、涉及的主体及其产业和领域都将出现新的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国内经济政策及经济体制将产生较大影响。
1、相对金融危机发生前几年而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进入一个高发期。
从历史经验看，当全球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时，贸易保护整体呈减少趋势，反之则相反。在我国“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
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慢，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有较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发展中国家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但面临中长期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艰巨任务，就业压力长期存在，同样也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
2、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仍处于可控范围内，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自由贸易的趋势不可逆转，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符合各国的切身利益。第三，国际分工的趋势不可逆转,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在完整的产品链上独立完成。第四，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3、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落后产能将成为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因素。
各成员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刺激政策虽然是为了保障就业和企业的生存，是短期的措施，但实施这些措施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些不具竞争力的企业，导致了落后产能，在未来经济恢复期这些没有竞争力的利益相关方会构成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动力。
4、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发起者，但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所涉金额仍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数量增长幅度要高于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所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并未有明显增长，但所涉及的案件金额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5、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的贸易保护可能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
应对气候变化已逐渐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设置贸易壁垒的步伐加快，成为新一轮贸易保护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1、“十二五”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期。
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较快增速并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加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无疑将成为其他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最集中的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企图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其中对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就是经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竞争追赶关系日趋明显，对中国快速崛起持谨慎态度，也有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
2、我国遭受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继续保持高发态势。
中国遭受的贸易救济措施无论是数量还是涉案金额，都明显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技术性贸易壁垒涉案金额将持续上升。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贸易措施数量逐渐增加，但从金额来看，在技术壁垒领域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排在前五位的是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拉美国家。
3、受美欧贸易保护影响的主体逐渐从中国内资企业扩展到我国港台和日韩等外资企业甚至美欧本国在华投资企业。
一般而言，美欧在对华发起贸易保护时，更倾向于针对中国的内资企业。在中国企业提出应诉的情况下，对中国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也是区别对待的。以往主要针对中国内资企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涉及外资甚至本国在华投资企业。
4、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逐步向钢铁、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产业以及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扩散。
2008-2009年，在美欧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中，钢铁类产品占据绝大部分份额。除此之外，涉及机电、化工等类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所占比重有明显上升趋势。而纺织、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受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所占比例已下降到10%以下。同时，美欧均已开始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起贸易保护。
5、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领域从具体产品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层面。
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传统的贸易保护对象多是特定产品和行业，但近年来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领域。除了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加大施压力度外，又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频频发难，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政策阻碍其产品出口到中国。
6、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可能引发新的贸易摩擦。
近年来我国开始对部分稀缺性资源、战略性产品出口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征收出口关税、出口数量限制等。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就此向WTO起诉，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一种新形式。
1、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
未来我国和发达国家在产业层面的冲突发生较大变化。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正好与我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过程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我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将向目前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是我国和发达国家都竞相发展的重点产业，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行业中多有重叠，将成为未来竞争的焦点。
对我产业实质性损害将加大。在家电、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逐步增加，将对发达国家现有产业造成冲击。发达国家对这些产业采取贸易保护动机大大增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我国与发达国家竞争关系也逐渐形成。因此，发达国家对我出口会采取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
新的行业或产品标准将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在新兴产业中，由于产品、服务是新出现的，发达国家较难采取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但会采取安全、卫生、技术等新手段，尤其是使用新的行业或产品标准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行业标准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下游产业的基础和产业链最高端、附加值最大的部分，利用标准作为贸易壁垒手段对出口影响很大。
2、对我国国内经济政策及经济体制的影响。
发达国家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提出苛刻条件。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要求中国尽快加入GAP，而且提出了很多苛刻条件，主要包括：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不应享受补偿贸易等特别待遇；全面囊括各级地方政府采购实体，甚至超过美国和欧盟GPA市场准入覆盖范围的质量水平；列出政府采购中参与采购的所有其他实体，如国企或国家投资企业。
发达国家开始并频繁使用反补贴措施将对中国的经济调控手段造成较大制约。反补贴调查比反倾销调查具有更大的危害，从涉及的产业来看，反补贴调查具有更广泛性，将涉及所有产业；从涉及的主体来看，被调查的是政府行为，如果说反倾销只是使中国蒙受经济损失的话，反补贴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因为一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将受到他国的间接干涉。所以，我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手段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3、碳关税一旦实行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出口产品中矿物燃料、化学产品、原料制成品和高耗能金属制品及一般低端机械设备等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较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碳关税”对中国而言是助推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契机，但其负面影响更大。除直接影响出口外,美国对华征收碳关税还将对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效应。
4、从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来看未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与当年的日本相比，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尚处于较低水平，与日美严重贸易摩擦时期日本的产业结构尚存在相当差距。日美严重贸易摩擦时期，日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在钢铁、汽车及半导体等领域与美国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战，对美国当时的核心利益构成了挑战。目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在高新技术等领域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产业结构的层次与当年的日本还有相当的差距。
目前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仍然较强，真正的中美贸易摩擦还远未开始。美国最有优势的是其高新技术产业，自中国进口的纺织、服装、家具、家电等产品为美国居民提供了很多福利。中国要在美国核心产业领域形成与美国竞争的局面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真正意义上的中美贸易摩擦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会发生。
应做好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期准备。尽管中国人均GDP水平较低，但由于大国经济效应，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传统产业的产能十分庞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会对美国形成一定冲击，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对我已经开始严加防范，绝不会等待中国达到当年日本的人均GDP水平时再对中国发动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