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召开常务会议，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支持配套政策措施出台，昭示着应对由温州爆发波及各地的高利贷风险的相关解决之道被紧急提上了台面。
　　小微型企业是社会经济的活力之源，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连续冲击，小微企业面临的外部生存现状不断恶化，不仅体现在利润率直线跌落导致的生产无利可图，而且体现在企业用工成本节节攀高导致的竞争能力显著弱化。更令人担心的是，各类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难改陋习，致使这些本该增强经济活力的微小细胞无法得到养分，在生产营销方面融资困难日益加大，被迫转向成本高企的民间信贷市场，甚至不得不依赖高利贷市场来解决暂时的资金饥渴。错误的资金使用方式把企业推上了风险失控的悬崖，地区性经济生态难免跌入波动的漩涡。最终，在利率不断被推高的高利贷重压之下，温州地区一些生产规模堪称行业翘楚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要负责人跑路出走不但给企业造成了灭顶之灾，也给贸易伙伴和关联企业传导了致命影响，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都大受牵连。
　　小微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就业之源，如果面对危机，只有地方政府在苦撑，而得不到来自最高层面切实有效的政治和政策资源的全力救赎，那么危机的传播和传导将会异常迅猛，中小企业倒闭潮一旦出现，必然直接影响数以万计的城乡居民就业岗位，从而间接影响就业者身后的多少个家庭幸福和生活质量。一旦温州成为多米诺骨牌中最先倒下的一张牌，那么鄂尔多斯等民间金融尤其高利贷过度中兴的地区，都将会遭受资金游戏最终难以为继的结局，成为下一个无法避免的倒下者和动荡之源，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
　　因此，设法化解危机，避免中国经济转型和稳健发展遭受不该发生的挫折和代价，自然就成为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国家最高机构的职责。“十一”长假期间温总理连续考察了温州的重要企业，实地调研温州的地区性金融危机，提出要从税负和融资两个方面解决问题，这次国务院会议推出小微企业发展措施，正好是温总理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的“治乱”思路延续。措施包括了六条金融政策措施和三条财税政策措施。在三条财税配套政策措施中，笔者更看好“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更多运用间接方式扶持小微企业”，也许传闻中的六百亿资金，正是中央救助温州金融的专项资金安排措施。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经济透支性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偿债风险同样也近在眼前，急需要中央政府全方位的经济能力支持和帮助。否则，恐怕会有不少偏远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因为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得到外力的救助同样重要。
　　就金融政策措施而言，笔者认为，如果“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一条能得到金融信贷机构不折不扣的全力实施，那势必就会立竿见影地缩减中小企业对高利贷资金的需求，从而卓有成效地降低企业资金链条断裂的风险，那就有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整个地区经济运行的局势控制好，促使社会性风险走向平复的方向。
　　笔者8月曾就民间高利贷问题谈过看法，认为民间借贷市场本来应该发挥“资金互助、调剂余缺”的功能，现有演变为巧取豪夺的高利贷市场的可能性。转手从事赚取高额息差收益的资金供给者，实际上成了名副其实的“资金掮客”。地上金融系统和地下民间借贷本来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但如今比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结合更加紧密，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酝酿着市场风险，干扰了转型期金融业正常秩序。如今，高利贷风险在温州这样的地方已卷了一阵风暴，正诱发着社会的尖锐矛盾。国务院以最快的速度出台了治理性金融和财税政策措施，要求“在规范管理、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有效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违法活动，也侧面反映出局部地区高利贷泛滥成灾的事实。
　　经济发展有周期，中国作为已高速发展了30年的经济体，延续过去欲让其超常性继续高速发展，其持续性和长期化会越来越困难。因为经济周期的影响会不断产生约束作用，促使其自我强制修正不至于偏离平衡位置过远。当前，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可能再靠资金和资源的无限度投入来谋求高速发展，高利贷引发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问题，正好从反面说明中国经济转型是多么的必要和迫切。在资金资源瓶颈制约下，经济蓄势待发的道路并非坦途，中国实体经济已走过高速发展阶段的巅峰，非得尽早做好经济迂回曲折的波浪形运动的准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