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第三季度，有关高利贷融资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先是包头首富因资金链断裂而自焚，而后是鄂尔多斯民间高利贷和温州民间高利贷的负面报道，尤其是温州的报道最令人揪心，一天内有数名公司的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跑路”。面对这些民间高利贷者资金链断裂现象的愈演愈烈，很多人提出要放松货币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放松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挽救和消除民间高利贷？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经验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大约从1993年初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轮高利贷风潮。从笔者的切身感受和经历看，那个时候深圳等城市的银行存款利率达到25%以上，贷款利率超过30%是常有的事，与今天的民间高利贷几乎差不多。当时不仅城市信用社可以高息揽存，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都积极参与其中，甚至很多商业银行也加入这个行列，不少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搞账外经营，当时深圳蛇口有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在账外经营的总额达到了20多亿，数额超过某大银行一家支行的业务量。全国还出现了武汉、海口等资金交易中心，会员单位都是全国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热闹程度不比现在的差。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从资金需求方看，主要是1992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国刮起了投资“大跃进”之风，货币与信贷出现飙升，无论投资增长速度还是货币、信贷增长速度都超过35%以上，于是，1年以后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到1993年6月份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措施是收紧信贷闸门，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货币与信贷在宽松之后突然收紧，必然出现资金紧张，很多城市出现了“烂尾楼”，最典型的代表是海南和广西的北海市。在货币紧缩初期，企业和个人往往没有心理准备，其预期还处在泡沫上升的状态，于是，不惜一切代价筹集资金成为它们共同的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民间高利贷兴起的最重要诱因是宽松货币政策，货币与信贷在放松之后的收紧过程中，必然出现高利贷现象。2011年出现高利贷，根本原因是2008年底开始的宽松货币政策，与1993年和1994年并无本质差异。从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看，2009年和2010年的社会融资总量都在14万亿左右，社会融资总量约占投资总量的50%左右，也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投资需要融资来解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2011年的投资总量应该在32万亿，需要16万亿的融资，但2011年的融资总量肯定到不了这个规模，总体的资金必然紧张。在总体融资环境紧张的条件下，中小企业只能到民间借贷市场靠高利贷来解决资金缺口。因此，从资金需求方看，解决民间资金紧张问题的关键是要压缩投资的过度扩张，应该把类似高铁之类的项目尽量压缩，让投资增长回归到正常的水平。
从资金供给方看，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它们是资金的拥有者，这些机构热衷于炒资金的最重要的动机是为小集体或个人谋取暴利。上一次高利贷风潮时的潜规则，就是将高于国家规定的利息部分采取一次性现金返还，假如一个公司将1000万资金存在信用社，协议存款利率假设是30%的话，经办人员可以得到190万现金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回扣。在巨额回扣的诱惑下，很多国企高管及银行高管冒险参与这个游戏，加上当时管理松散混乱，事后被追究责任的人很少，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发了大财。
今天，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已经比1990年代有较大的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这一轮高利贷热潮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业银行花样翻新的各种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成为变相的高利贷产品，国有控股企业利用信贷优势普遍当起了资金掮客。
上一轮高利贷经过三个发展阶段：1993~1994是高利贷的兴起阶段，1995年风险暴露，1996年~2000年是清理阶段。风险暴露的最有代表性案件有：出现信用社的挤兑事件、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广国投破产等。庆幸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金融乱局收拾得差不多了。
清理由高利贷带来的金融乱局是相当痛苦的，会有不少金融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倒下，需要债权债务的重组。最典型的就是全国范围内将城市信用社结合在一起成立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规范管理的方式来化解风险并建立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另外，还涉及到国际债权债务协调问题，如广国投破产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与国际资本交往还不密切，如今联系则要高得多，在处理一些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防止国际资本的大规模的流出，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
还要指出的是，这次受到资金紧张影响的不仅有中小企业，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受到的影响也很大。随着土地市场的景气度的下降，土地收入大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迅速下降。总计超过10万亿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将逐渐显露。另外，我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在清理民间高利贷案件时，会引起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较大波动，也要引起注意。
鉴于市场资金紧张，有人认为应该放松货币政策。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从历史分析可见，民间高利贷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如果再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民间高利贷危机只能导致更大的危机，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任何时候都要慎用宽松的货币政策！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从资金需求方看，解决民间资金紧张问题的关键是要压缩投资的过度扩张，应该把类似高铁之类的项目尽量压缩，让投资增长回归到正常的水平。2．让地方政府承担起化解各地方金融风险的职能。对资金链紧张的企业作为重点观察对象，一旦出现危机就及时提出解决办法，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危机的蔓延。3．让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在化解国内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防止资本流向的重大变化，人民汇率升值过快可能加剧国际资本的流出，使危机扩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