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月，温州卷起了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有好事者在温州论坛上整理出一张“温州老板胜利大逃亡名单”。其实，私企老板跑路事件早在4月就已频频出现，只不过9月最为集中。据报，浙江今年前9个月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温州以84起居首。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浙江也曾不断曝出老板失踪、企业倒闭的事件。只是今年此类事件更为集中，事态也更为严重。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在通胀预期不下的情况下，货币当局采取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小企业本来贷款就比较困难，由于银根收紧贷款难上加难。据了解，现在的银行正常贷款，除利息以外加各项费用，融资成本是年息20％上下。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月息4％。左右。民间借贷正常的都要月息2至3分。 1毛甚至1毛以上，并非少见。据温州市人行在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每年增速14％。温州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银行贷款的20％。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这个市场报告出台后，官方又出来辟谣：温州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涉足民间借贷，九成家庭个人参与民间借贷，被“严重扭曲”了。且不说这些数据真实性如何，大量企业涉足民间借贷是不争的事实。由于银行贷款困难，民间借贷收益比企业家辛辛苦苦办实业来钱要快，逐利的民间资本自然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甚至有的企业不惜从银行错钱再转贷，赚取利差。一般企业委托贷款，利率都在20％。这对企业来讲，什么事情不做就可坐收渔利，何乐不为？这下连上市公司也坐不住了，将大量资金投入信托与银行理财产品。《人民日报》也撰文狠批，“上市公司被指不务正业，放贷炒股参股成主业”。
　　据了解，“跑路”的老板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他们放弃主业，要么办起担保公司专放高利贷；要么借高利贷去搞多元扩张，投资房地产。但如此之高的利率之下，对微利保本的企业来讲，早已不堪重负。一旦某家企业信用链断裂，就会危及众多其他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温州私营老板会接二连三集中出现跑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造成温州民间金融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还在于国家在金融领域的高度垄断。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有的企业无法按原有的轨迹继续生存，只能将资金抽走从事热钱炒作。所以经常造成一些资产价格间歇性的、非正常地上涨。去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诸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等多个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然而，目下的大环境是，民间资本依然四处受到堵截。特别在金融领域，民企要获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准入牌照几乎不可能。所以即使有资金，也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银行储蓄，并贷放出去。本来，国家之所以在金融准入方面管制十分严厉，主要是考虑到银行过度民营化导致金融风险放大，形成较大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但现在由于国家在金融领域管制过严，在紧缩背景下高利贷盛行，反而造成了更大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
　　随着CPI涨幅见顶回落，政府宏观调控可能也会有所放宽，这对中小企业贷款难会起到缓解作用。但解决民间融资乱象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我国的金融体制。经济不同发展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金融结构与之相适应。浙江经济发展阶段早已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银行数量（包括分支机构以及本土银行）都要比其他省份多，但与民间资本相比，根本无法满足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满足民间资本投资的需要。因此，从今后发展方向上看，以笔者之见，浙江应着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这不仅是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的，这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要化解民间借贷的风险，光靠堵是不管用的，主要还通过疏导。笔者认为，这主要就是放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成立更多中小型金融机构。试想，如果银行数量足够多，信贷资本供给足够大，资金市场就会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利率就会降下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会得到较大程度解决。
　　银行准入有很高门槛，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不过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方面做些文章。比如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PE（股权私募）、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的准入条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与金融机构合力为中小企业融资推出更多金融创新：比如金融仓储公司、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商标质押贷款等，都是不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