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信贷和中小民企困局，逐渐有了风声鹤唳的感觉。虽然温州官方已经否定了向中央银行申请600亿元再贷款的消息，但是寻求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救助的压力与日俱增。笔者认为，与其进行这种临时的救助，不如从产生温州困局的根子问题上着手，以期收到永久之效。
　　首先，进行再贷款之类的注资行为对于救助民企并非可行。温州问题虽然有“温州”之名，但是实际上并非仅仅限于温州一地。现在民间高利贷问题，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民企资金链紧绷的状况，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600亿甚至是1000亿资金很难彻底缓解温州之急，如果按注资救助这一政策思路办，全国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援引救助的理由要求救助，那么全国未来需要救助的资金可能是个天量。这种救助实际上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救助的普遍模式，这个办法效果不佳，而且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果再按照这个办法救助，那么全国的信贷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同时，据媒体报道，温州高利贷的债主们有一些是公务员，如果对这种体现高利贷形式的信贷问题给予注资援助，那么将会形成很大的道德风险，未来这类问题只会膨胀，而不是彻底根治，届时的风险将会大到不可想象。
　　其次，从宏观层面来看，温州和其他地方的高利贷问题，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利率畸高、资金吃紧，但是实质上却是由于民间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利率市场化梗塞造成的，而不是全社会资金紧张造成的。虽然今年以来M2的扩张速度降低了，但是这是在前些年超高增速下向正常速度的回归。目前中国的M2/GDP的比例仍然属于偏高的行列，况且通货膨胀仍然处于很高的水平，因此目前宏观政策应该继续是紧缩，而不是膨胀。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是信贷不紧张的，甚至有一些上市公司把从市场上募集来的资金投入到高利贷里去谋求高额利差。这些现象也说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信贷宽松，整个宏观经济仍然宽松，所以信贷再膨胀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考虑到最近一两年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对于民生的伤害，信贷再宽松后果是很严重的。
　　但是，目前民间企业的困难也是严峻的。其实民企的困难，基本上是来自于经营环境上的恶劣，主要是民间企业承担的税费太重，与其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匹配，加上信贷环境的分割与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共同导致了目前民企的困境。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那么即使是短期对民企注入一些资金，最多只能短期缓解一下目前的困难，对于解决民企的生存困境是没有根本意义的。
　　目前民企的税费比例很重，需要明显降低才显得公平。目前不少民营企业要缴17％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25％的企业所得税，有的企业主还要交2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其他各种收费罚款，多数企业不堪重负。而根据一些企业反映，一些实体民企利润率往往只有3%~5%，这个利润率与增值税率和营业税率、企业所得税率相比显得很寒酸。何况在这些税种之外，民企可能还要承担一些过路费等有形和无形的费用，因此压力非常之大。这些年来，税收超高增长、GDP高增长，但是民企处境艰难，说明高税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对于民企利益的挤压。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民企目前的困难，需要全面降低民企面临的各种税费。既然温州和全国的民企目前处境异常困难，不妨对其进行紧急减税，并将这种办法长期化。
　　至于民企的融资困难，则需要彻底打通目前中国国企和民企事实上处于割裂的融资通道，形成所有类型企业融合在一起的融资环境。如果国企和民企的融资渠道打通，那么目前国企富裕的资金环境和民企饥渴的融资环境就会得到平衡，民企的融资难当可得到缓解。同时，两个割裂的融资通道打通以后，利率市场化就必然向前推动一大步，从而可以大大冲击目前的高利贷市场，民营企业目前的融资利率必然大幅度下降，其受到的压力自然就从根本上缓解了。
　　所以说，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环境，以及宏观环境的事实宽松，如果采取信贷膨胀式的救助办法，对于解决目前民营企业的困难并无根本帮助。而如果采取紧急降税和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当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民营企业的困难。而如果通过后两种方式救援民企，金融市场对民企经营的预期也将大为好转，追债逼债的风险也会很快消失，目前民企的困难也就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