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次次重复上演。美国国内经济复苏遥遥无期，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美国转嫁国内危机和矛盾的工具。经济繁荣的时候，美国“用别国的钱致自己的富”；经济萧条的时候，美国“用别国的钱分散自己的风险”。
美元的全球经济循环依赖于两个途径：一是贸易赤字方向贸易盈余方进行贸易货款的支付带来经常账户的资金流动；二是贸易盈余方将积累的外汇资产重新投资于贸易赤字国的金融资产带来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动。这两者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循环。而依托这两个循环，美国不断地向全球征收“美元霸权税”，对人民币征税只是“美元霸权税”的一部分。
首先，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征收铸币税。在美元货币霸权语境中，铸币税是个核心概念。美国通过发行纸币来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可以低息运用外国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即使境外货币资本回流国内形成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美国也可以通过输出货币资本转嫁经济泡沫，这正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景况。
另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可以为债务进行外部融资，使债务经济能够得到国际循环。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债券发行量占世界的32%。2003-2009年期间，美国外债率分别为62.3%、70.4%、75.0%、83.6%、95.4%、95.2%和95.9%，2009年与2003年相比提高了33.6个百分点，目前，美国海外总债务飙升至14.5万亿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美元货币的“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两轮量化宽松的本质就是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用天量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达到当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储备财富大幅减值，购买力严重缩水。
其次，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向全球征收通胀税。当前全球三分之一发展中国家通胀和经济过热，三分之二发达国家经济趋冷或还处于经济萧条阴影中。新兴经济体以量化紧缩对抗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造成货币政策的失衡。不平衡的货币政策，不仅使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也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进而又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日益严重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对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成本影响更为巨大，无异于征收通胀税。
再次，美元作为投资货币征收资本利得税。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日益深入和经常项目账户逆差的日益扩大，美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日益从生产和贸易转移到金融经济的增长上，美国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收益较大，而且各项风险值相差也很大，这表明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而对外债务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性较好的低收益资产。美国依托于美元这一国际中心货币和全球金融分工的战略优势获得了全球化财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资本利得成为美国获取全球剩余价值的最大渠道。
第四，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征收贸易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由三个支柱构成，即汇率的决定机制、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经常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美国在控制了汇率的决定权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权的同时，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收支失衡。因此，美国要重订“经常收支的调整方式”，借用美元霸权将“美元本位制”演变为“美国本位制”，美元周期将进一步决定全球经济周期。全球经济已经严重脱轨，美国打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幌子，将中美汇率问题不断升级。早在去年首尔G20峰会上美国就抛出“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操作方案”，对中国、德国等贸易盈余国进行设限，并希望通过各国货币兑美元升值实现征收贸易税的目的。
最后，美元“霸权税”还包括危机转嫁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日趋严重，现在制造业中心已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眼下，为吸引美元资本回流，美联储通过卖短买长的“扭转操作”，制造人为的“美元短缺”假象，短期美元需求骤增导致美元快速大幅升值。在强势美元确立的情况下，高收益货币以及非美货币大幅走低，巴西、韩国等新兴经济体货币跌幅巨大，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导致资本财富损失严重。因此，无数的事实证明，恰恰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利用“美元霸权税”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