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其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1991年，凭借自己的卓越成果，他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克氏因为在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领域颇有建树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蜚声国际学术界。总之，就经济学理论造诣而言，克氏的理性、科学以及严谨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的行为就是理性与严谨的，就遵循了他自己的理论指引。这从他在中美有关贸易、汇率的冲突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尤其是2008年以来，凭借自己的诺奖得主的身份，克氏频频发表有关中国汇率问题的言论，呼吁对中国实施制裁。仔细斟酌他的有关言论，我们会看到一个理论家如何在现实中丧失了理论的理性与尊严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
　　眼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正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起一项提案，希望国会通过提案从而给中国施压，以期达到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从而扩大美国国内就业的目的。虽然这不是什么新话题，支持提案的理由也没有半点新颖之处，但在美国国内仍颇有市场，一如既往地受到许多议员们的欢迎。而这一切的理论舵手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罗·克鲁格曼先生。
　　10月2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克氏题为“让中国承担责任”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世界经济的惨状反映了许多参与者的破坏性行动。但是，许多参与者行为不善的事实不应该阻止我们让个别不良参与者承担责任。这正是参议员领袖本周正在做的事。他们正在审议将对中国和其他货币操纵者给予制裁的议案。
　　请问问你自己：恢复全面就业为何如此之难？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而消费者的储蓄水平也超过了前几年的水平。但是，美国一度能够在没有房地产泡沫、储蓄率比现在还高的情况下实现全面就业。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呢？
　　答案是我们的贸易逆差比现在少得多。如果我们每年没有近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恢复经济健康看上去就更加容易。然而，要减少贸易逆差，就要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美元贬值……美元贬值非常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压低本国货币币值的国家采取行动。这些国家的行动阻碍了我们迫切需要的贸易逆差的下降。而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采取行动。反对让中国承担责任的理由都经不住认真审查……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克氏的逻辑：美国经济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太大，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太多，以致美国人的饭碗被外国人抢走了。而之所以美国进口太多，是因为美国商品缺乏竞争力。之所以美国商品没有竞争力，进口商品价格低廉，原因在于它们的汇率被人为控制在偏低水平。由于非经济地人为控制汇率，由此造成美国经济疲惫，因此美国急需做的就是让参议院尽快就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进行表决，以“惩罚”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克氏逻辑的破绽：
　　其一，将美国经济陷入悲惨境地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对美的贸易出超，不仅不符合基本事实，也不可能得到理论的确证。而将“许多破坏者”需要承担的责任挪到中国一家头上，更是显示出了克氏的偏激与狭隘。
　　其二，自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诸如房地产泡沫破灭、储蓄水平上升等。但是，这不等于经济立马走上恢复之路，更不表明美国经济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危机之后的疗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了房地产、储蓄之外，经济本身还面临信心恢复、金融机制的调适以及外围、尤其是欧洲经济状况好转等一系列问题。单就储蓄水平的短暂回升等判断经济的症结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难免掉入以偏概全的陷阱。
　　其三，商品竞争力不仅仅是价格的竞争，而价格的高低也不仅仅与汇率有关。价格虽然是商品竞争的综合性指标，但廉价并不是商品畅销的通行证。中国商品之所以在美国畅销，恐怕更大程度上缘于品种结构以及与此有关的物美价廉。实际上，就美元汇率而言，自2008年以来，其对人民币的比价大幅下降，由1:8.25降到了目前的1:6.40之下的水平。也就是说，三年时间内，人民币升值超过25%。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商品仍然大受欢迎，将原因归结为低廉价格是说不过去的。当人民币还在升值途中，克氏借机向人民币汇率发难，这样的做派除了政治意图之外，很难从经济学上给出合理的解读。
　　我们看到，与此同时，美元兑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比价大多处在升值状态。其中美元兑日元从2008年初的1:120左右升值到目前的1:80以下水平，累积升幅高达30%。按照克氏的理论，美日、美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如果这样，单拿中国开刀，不仅显示出某种刻意的偏激，也表明克氏是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偏离了自己理论上逻辑严谨的一致性要求。
　　其实，即使在美国，反对上述提案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虽然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了几十年，对华贸易赤字在其中的比例也不断扩大，但终止对华贸易赤字未必就能扭转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因为其他没有人为压低币值的低工资国家轻而易举就能取代中国。很多中国商品的零部件已经在其他地方生产，进口到中国组装，再出口到美国。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只有20%至30%的价值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去那种汇率政策绑住了自己的手脚。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之间存在一个断层，从而形成悬崖。一旦政策转换，许多中国企业就会掉下悬崖而一命呜呼。而适当保持汇率的弹性，就是让企业在汇率波动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挖掘自己的潜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就像固定价格养懒汉一样，固定汇率下的企业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改革过去那样的汇率制度不仅有利于对外经济合作，也攸关自己的钱途，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所在。
　　因此，即使克氏的主张有可靠的理论依据，也只是许许多多情形中的一种，充其量只有百分之几的正确性。从理论角度来评估克氏的言论，我们看不到应有的深邃与高妙，看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叫嚣。作为一个有名的学者，这样的叫嚣，除了偏见，几乎是不可理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