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尔街爆发规模空前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工作”,抗议“金融业贪婪”,反对美国政治“权钱交易”,反对“社会不公”引起了广泛关注。正如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是社会矛盾焦点的集中反映一样,美国华尔街游行也揭示了美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当然给其他国家也敲响了警钟。 笔者认为,这场示威活动短期内还不至于将美国推向社会动乱,这是由美国的文化特点决定的。对“美国梦”的追寻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基点之上:那就是要靠自己的不断努力来追求自由和幸福。在这点上美国人还是理性的,因此本次游行活动,本来预计2万人参加,但最终只有几百人参加。 那么华尔街游行揭示了美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什么突出矛盾和问题呢?这可以从示威者的口号和主张中找到线索。 首先是提出“要工作”的口号。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本次示威活动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人储蓄率很低,没有工作意味着生活马上陷入窘境。工作岗位在美国之所以成为问题,与美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失衡有很大关系,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失衡上。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则因为产业转移出现了“空心化”的态势。 据相关估计,美国金融业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5%左右上升至目前的25%左右,同时能够有效安排就业的制造业比重却持续下降。金融业创造的“白领”岗位毕竟有限,而且很容易受形势影响。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美国就业不稳定。因此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下,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良药。但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经济发展还找不到坚实的支撑点,重新激发经济活力还需要时间。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回归实业”的口号,但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已经无法回归美国,美国的资源禀赋也不允许;发展高技术和新技术产业,则又面临着技术变革、创新以及市场发育的制约,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所以短期内美国经济活力很难恢复。 其次是抗议“金融业贪婪”。金融业的典型特征是利润归自己,代价归社会。通过不断实施金融创新,创造金融衍生品,甚至使用欺诈的办法,美国金融业迅速攫取巨额利润,但也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过度脱节。当金融杠杆率高到无法维持的时候,就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出了危机必须进行救助,结果是全体人民买单,收益和责任非常不匹配。这也提供了重要教训,那就是应保持金融业合理发展,不能过度创新,脱离实体经济。 金融业过度膨胀对美国经济有很大的伤害。一方面提供了扭曲的激励。金融业利润很高,比如美国金融业创造的利润占全美公司利润的40%左右,面对这种激励,优秀人才都想学经济学、金融学,到华尔街上赚取高工资,学习基础科学和工科的人数就会下降,对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利。另一方面金融业大幅侵占实体经济利润,导致实体经济“产业留级”。金融业并不创造真实财富,其利润主要来自于佣金、手续费、中介费、利差等,而这些都是要靠实体经济来创造。金融业过度膨胀,大量侵占实体经济利润,挤压了产业升级的空间。 再次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和“两党党争”。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大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隐蔽腐败”,具体表现在,美国的大公司重金游说国会议员,以便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能够有利于这些大公司。于是就变成了谁有钱,谁就能得到更多的规则庇护。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丹尼尔·考夫曼的研究,如果把政治献金、金钱游说等因素考虑进来,美国实际上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 面对利益激励,美国两党为夺取大选胜利,不惜互挖墙脚。两党党争把美国人民的尊严和利益都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比如美国提高债务上限一事,本来很简单,全世界也都会继续借钱给美国来发展经济,提高美国人民福祉,但两党党争则差点让美国违约,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颜面,美国人民对此不满也不足为怪。 最后,游行者提出“反对社会不公”,要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打出了拉美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头像。美国私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华尔街的高管得到巨额回报;同时实体经济发展不景气,美国普通民众收入下降,这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矛盾也在激化,美国部分民众对现行体制和治理模式感到不满。这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那就是我们对最有效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的探索还远未终结。探索一种既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证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体制和治理模式仍然是所有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 当然,笔者也认为,美国出现这些严重问题,并不代表美国行将衰落。毕竟,美国的国内资源基本上尚未使用,依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创新能力,美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未来美国经济活力还是会被再次激发。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如何度过眼前的危机。我觉得以下三个方面,美国可以考虑。 一是更加节俭,把资源用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环节。比如可以削减军费开支,把省下来的钱用于补贴中小企业,补贴科研创新,或者补贴低收入者的生活。无谓的军事演习应该果断停止,因为每一枚炮弹都是在浪费经济发展的资源、降低纳税人的生活水准。美国不要被“假想敌”的幻觉带入歧途。 二是应该加大吸引外国直接外资的力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外国直接投资都能够给目标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当前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都没有明显改善,因此美国银行有钱也不愿意放贷,资本无法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实体经济起不来,就业形势就不好。此时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就能够给实体经济带来必要的资本,就能对就业增加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是应该在各个领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可以考虑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进行更宽领域的经贸合作。比如中美之间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上具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中美之间进行经贸合作能够给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好处。中国希望美国经济繁荣,这样全球都跟着受益。因此,应该从各个角度包括政策调整,来寻求新的合作领域,探讨新的合作方案。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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