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说明中国经济亟须二次市场化改革。以温州为代表，全国民间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原因有二：管制利率与民间市场利率差价太大，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贷币市场追求利率差价；二是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炒房团、炒煤团等遭遇围追堵截，成为经济上的贱民，而证券投资绝大多数遭遇亏本的命运，投资者自然兴趣缺乏。
政策没有给市场预留足够的实业空间，更没有给庞大的民间资金预留有信用的投资市场，于是，资金进入最危险的领域——高利贷市场，钱生钱成为暴利来源：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涨至3分（年息36%），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目前年息已达百分百以上。
情况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由于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过高的利贷，据《南方周末》报道，浙江高利贷市场中债权人和债务人“跑路”成风，中小企业危险迫近，高利贷链条岌岌可危，在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链条崩断现象。
虽然有关方面不承认东南沿海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但工商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销的企业高达1.44万家，已超过2010年全年的1.24万家，一些新诞生的企业很多是原有企业为分散风险而分出的次级衍生企业。
高利贷盛行，显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解决困境有两种思路：或者以更计划的体制、更严厉的管制、以高利贷从业者的血祭刹住高利贷之风；或者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推进，放松行业管制、价格管制，达到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目标。后者才是治本之术。
让人担心的是，由于管制经济的路径依赖，由于政府掌握主要资源的配置权，解决方式容易向政府加大管制、吸纳更大企业的目标前进。目前，连民企圣地都以引入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为荣，似乎中小企业退场、大型企业入场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所在。
这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可怕误读。
企业好坏不在规模大小，而在效率高低。从全国工商联的数据看，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普遍低于民企；从市场案例看，中铝、中铁建等大型央企在国际上投资亏损，中冶恒通在国内投资巨亏，无不反映上述大型央企缺乏最基本的内部信托责任机制。当资源通过行政之手越来越多配置到大型低效企业，中国经济离高效的市场越来越远，离内需经济所需的民富国强越来越远，经济必然走向国富民贫、内需难振、隐性负债增加的极端境地。
而实体经济资源错配极其严重地影响到投资市场信心。A股市场的大型蓝筹股低迷不振，而中小板相当于在4000点以上，说明大型企业的融资、再融资已成拖累A股市场的根本因素，投资者无法从这样的企业得到回报，巨无霸企业做大需要投资者源源不断地输血——没有人愿为这样的企业支付更多成本。
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必须用极大的勇气与智慧进行二次市场化改革。
要解决高利贷现象，首先需要放松严厉的金融管制，以市场利率为基准制订利率政策，而不是为维护贷款大户的利益而人为保持巨大的负利率空间。目前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面向小微企业贷款，是资源的又一次门不当户不对的错配。其次要打开行业门槛，允许民企进入管制行业，只要法无禁止，即可进行各方面的投资。否则，充满庞氏骗局色彩的恶性投资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钱生钱的可怕经济现象当告一段落，中国经济只有靠二次市场化改革才能向正常的循环迈出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