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可持续引擎，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和动力。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式不尽相同。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十二五”时期停止增长并绝对减少，意味着长期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的人口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要求从依靠传统人口红利实现的增长模式，加快转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增长模式，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这种转变与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过早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
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定义为：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使得人口抚养比处于下降过程，从而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的额外源泉。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在地区和部门之间(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以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GDP增长率贡献率为16%-21%。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所考察的1982年-2000年期间，人口抚养比持续快速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高达26.8%。
然而，根据人口预测，大约在“十二五”时期的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随后转而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实际上，近年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经明显改变。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从1978年-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年-2015年期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贡献，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
然而，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无论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都是不可持续的。从保持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的意义上看，在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物质资本继续投入将遇到报酬递减现象的制约。因此，探讨劳动生产率的新来源，对于保持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资本报酬递减，是指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操作人员顾不过来，或者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况。因此，在人口红利消失，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这意味着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加大，才能够适应科技进步、工艺创新和操作过程协调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而这整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有通过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概念虽然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但是，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红利。
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至为紧迫。对于实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应从劳动者群体的增量和存量两方面着眼。中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不仅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降低。例如，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
针对这种现状，培养人才既应该从正规教育入手，密切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连接，也要从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着眼，提高劳动力存量的技能。这分别从教育体制和培训体制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