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抱怨富人交的税少，这种抱怨感动并启发了奥巴马。于是，9月19日，奥巴马提议对百万富翁实行新的最低税率，被美国媒体称之为“巴菲特税”。
　　其实，不仅巴菲特，西方很多富豪在债务危机日益恶化的情况下，都积极站了出来，要求多交税。在法国，16名富豪联名向政府呼吁，多收他们的税，以缓解法国金融危机；在德国，50位富人向总理默克尔请求“让我多交点税”；在意大利，法拉利老板蒙特泽莫罗公开表示愿意多交税。
　　发达国家富人的这种公共意识和责任感，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巴菲特抱怨富人的税率低于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在美国，富人仍然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08年，美国1%收入最高的人，所交个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的个税总额的38.02%。如果把高收入的范围扩大到50%，那么，他们所交个税占联邦所收个税的97.30%。而其余50%的人，只负担了2.7%的个税。
　　应该说，这种税收结构是非常合理的，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也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一直饱受质疑，因为，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都远高于个税免征额，这意味着，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基本上都要缴纳个税。这使得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占比高达60%以上。
　　尽管中国的个人免征额已经连续几次提高，但工薪阶层作为纳税主体的状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免征额仍然比较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个税免征额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年的比例，现行的个税免征额应该在2.5万元以上。这样，富人将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
　　但是，有关部门有自己的考虑。即使在个税免征额已经提高的情况下，有的税务部门为了多收税，以“报税软件未升级”为由，按照旧的标准征税。
　　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很多低收入者享受不到相应的福利。因此，福布斯杂志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蝉联全球第二。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只有让富人认识到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他们才会逐渐培养起现在仍然非常淡漠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富人多纳税，以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低收入者通过创业摆脱贫困。
　　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的富人像巴菲特那样，主动要求多纳税，但有关部门至少应该从制度设计上，让富人成为纳税的主体，而尽可能多地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