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0年9月法国在巴黎强拆波西米亚人“帐篷营地”——卢戈区后，一海之隔的英国也动手了，目标是戴尔农场，位于英格兰埃塞克斯郡巴塞尔顿地区的一片吉卜赛人等“欧洲公民”临时建筑的宿营地。
　　戴尔农场的常住户仅有80户，而拆迁代价则是1800万英镑。更要命的是，这些钱花出去很可能会打水漂：首先，这80户中的相当部分决定当“钉子户”到底，而且已开始着手构筑“工事”；其次，卡梅伦真正想拆除的并非这区区80户违章搭建、违章居住者，而是聚集于此并将之变成整个欧洲最大流浪汉宿营地之一的约2000名吉卜赛人和其他流浪汉。换言之，他要“拆除”的，是让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头疼不已的跨国流浪现象。有形的宿营地、没长腿的棚户帐篷好拆，无形的流浪现象、长腿的流浪汉，又如何去“拆除”？
　　直到1979年才被联合国承认为单一民族的吉卜赛人，自古以流浪、乞讨为生，东欧集团的瓦解让二战后好不容易定居化的大批吉卜赛人重操旧业，申根协定的落实，又让他们从“国内流浪”变为“跨国流浪”，他们无拘无束在欧洲各国穿行，选择城市边缘的废弃地块、社区之间的几不管地区、无人问津的报废汽车停放场地等，安置大篷车，支起帐篷，挈妇将雏，安营扎寨，并如滚雪球般壮大。
　　这些流浪汉的聚集不但有碍城市观瞻，而且被认为滋生犯罪和不法行为，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都曾指责本国流浪汉宿营地是“毒品贩卖和嫖娼等非法活动的温床”。随着欧洲各国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的民众将怒气发泄到这些“欧洲公民”身上，认为他们的聚居区是“脏乱差”的典型，他们则是好逸恶劳、占用公共资源、靡费社会福利的寄生虫，在许多国家，支持强拆宿营地、驱逐吉卜赛人的民意占了上风。这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和蔓延，是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发展壮大的两大推手之一（另一大推手是反多元文化）。因此，欧洲政治家每逢遭遇政治困境，往往拿这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连个祖国都没有的国际流浪汉开刀。
　　然而强拆毕竟和欧盟自由迁徙、自由居住理念格格不入，驱逐吉卜赛人更可能被抨击为“种族歧视”，在奥斯陆血案发生、尤其托特纳姆事件尚未善后的背景下，显然具有太多政治敏感性。鉴于此，卡梅伦将行动解读为针对非法占用绿地、构建违章建筑的“拆违”，但也使拆除难度变得更大：80户有形的“搭违”住户可如此办理，那些天当房地当床、数量多达2000的吉卜赛人，又如何以这个理由去“拆迁”？
　　针对吉卜赛人的负面观感，有一些属实，如犯罪率高。有一些则有复杂原因，如去年法国卢戈区被强拆时，《巴黎人报》就有文章指出，这个区其实是先“脏乱差”、“三不管”，而后才变成波西米亚人帐篷营地的，而非相反。卡梅伦斥资1800万英镑，打算先强拆，然后把戴尔农场改造为废品堆积场，这也许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卢戈区就因1999年被改建成废品堆积场，才在10年里迅速变成“欧洲公民”的安居乐土。还有一些则是迁怒于人，把这群欧洲最弱势也最不受欢迎的人当作社会不满的替罪羊，如“流浪者靡费社会福利”就不知所云——这些无国籍人哪儿来的驻在国福利？
　　宿营地难拆，流浪现象更难“拆除”：这些吉卜赛人大多有权合法在英国居留，没了戴尔农场，他们随时可能把任何一块地方变成新的“戴尔农场”；即便英国仿效法国，制订诸如“欧盟其他国家公民居留超过6个月，无‘流动居民居住证’或工作许可证将被遣返”之类新规也无济于事。一来大多数流浪汉不难搞到这样一张纸，二来即便搞不到，政府有权驱逐他们，但他们完全有权在几个月后根据申根条约规定，以欧盟公民身份重新回来，如果接着拆、接着赶，又要花多少钱？
　　问题的根源是全欧洲的，但受害者却是自己，这样的尴尬近来从各个层面一再困扰欧盟区各国政府、社会和民众。欧盟一体化，给了吉卜赛人在欧盟范围内任意迁徙、居住的自由，却并没有帮助他们融入欧洲当代生活，没有给接收吉卜赛人的国家以足够拨款，让后者可以想办法消化安置他们，更没有在罗马尼亚等吉卜赛人“老家”帮助这些人“就地生根”，令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几乎所有西欧国家感到无从下嘴。这个死结不解开，卡梅伦们不论下多大决心，花多大代价，“戴尔农场”们也是强拆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