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报道，日前，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
　　就在数年苦盼，至今一无所获，一些人反过来指责诺奖委员会学术歧视，呼吁国人鄙弃诺奖之时，屠呦呦这个名字犹如平地惊雷，给无数国人带来巨大亢奋。也就是这几天，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与屠呦呦同龄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毫无疑问，对屠呦呦和袁隆平这样的顶尖学术人才，我们无论怎样尊重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两位耄耋老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身影倍显孤独。
　　大力培养人才，我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201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人才与成果产出数量极其可观，但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谈话无疑让人醍醐灌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重塑大师，必首先重塑一个社会的学术精神，重新打造一个推崇学术研究的教育氛围。从“广义”上讲，就是改革教育体制，平衡教育资源，营造重学习重创新的浓郁氛围；从狭义上讲，就是打造更具激励和严肃淘汰意义的学术体系，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的同时，对那些造假、抄袭、欺骗等学术不端行为严肃淘汰，而不是任其假以“学生行为”的托词，肆意侮辱“院士”头衔。可以肯定，这个道路曲折而漫长，但大师的孕育与诞生，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