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的循环方式运行了数十年，许多人据此坚信，主权债务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麻烦。然而，随着希腊等国违约风险陡然增加，全世界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极端的偿付高峰来临时，若未来偿债能力不被看好，借新债还旧债的循环可能就此断裂。尤其是，高举债所支持的还是超过经济增长潜力的高福利体制时，过高福利本身也就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
　　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欧洲一直流传着德国与希腊的两种说法。其中，德国认为，希腊之所以被卷入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就是因为希腊政府不负责任，其所维持的社会福利远远超过它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出了问题之后，希腊又完全指望别人。因此，德国一直强力要求希腊政府首先从本国削减财政赤字做起。
　　债台高筑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目前已经相当严重。从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截至去年底，大多数发达国家超过60%这一公认的警戒线。其中，日本、希腊、意大利、爱尔兰最为严重，分别为200%、143%、119%、105%。即使是欧元区最主要的经济体德国与法国，也分别高达83%与82%，情况并不乐观。从政府净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超过50%，加拿大的35%属于较低水平。因此，如果按照现有评级标准，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主权信用风险也值得担忧，它们的主权信用评级未来可能都有较大的下调空间。
　　以欧盟为例，有数据显示，欧盟一半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高福利制度让财政支出流动性减弱，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时作为欧洲一体化重要成果的货币一体化，也给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法国的公共开支占GDP高达31%，为欧洲之冠。而此次危机中的希腊债务高达2940亿欧元，若按希腊人口1100万计算，人均欠债2.67万欧元，如此高额的负债就是来源于希腊的离谱的社会福利。
　　高福利所累积的效应是当前主权债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对于这些高债国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是阵痛最为严重的时候。将存量债务在2011年～2012年的到期规模与2009年～2010年的老债到期额相比，爱尔兰、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增长幅度分别为151%、105%、87.5%、46.8%、30.7%。希腊存量债务到期高峰将一直持续到2013年，其2011年～2014年的到期规模，比2007年～2010年的债务到期额增加了近八成。因此，解决当前债务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勇气。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此次几乎全面陷入债务困境，其经济自身甚至可能无力进行自我拯救，这种局面在世界经济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过度的高福利制度会在两方面产生作用：第一，西方国家全面推行的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使得政府支出大大增加，与此伴随的是人口老化在加剧，收入与支出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二，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收与高劳动力成本，这促使一部分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不断向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大规模迁移，导致其自身产业空心化，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此次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以极端的方式对高福利体制提出质疑，也预示着高福利天花板时代难以为继了。
　　当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之责，如果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会让民众没有安全感，导致高储蓄率和消费难以启动，经济也就难以可持续发展。但是，超过经济增长潜力的过高的高福利制度，必然会使国家负担加重，眷养懒人，最终成为国家财政之不能承受之重。因此，西方国家将面临着“去高福利主义”的局面，至于如何把握其中尺度，将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