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多个中央部门近期陆续公布“三公”经费之后，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却没有跟上步伐，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陕西等少数省级政府公开了“三公”经费。有关专家认为，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公车使用和公务招待费可能普遍较高，这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出现了畏难情绪。
　　实际上，在“三公”经费公开方面出现畏难情绪，既非始自今日，也非仅因公车使用和公务招待费较高。最初，当舆论要求将财政预算中的“三公”经费先予以公开时，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就条件反射似的产生了畏难情绪，它们不约而同地抛出一个理由，称“三公”经费与不同部门和具体项目挂在一起，涉及事项过于复杂和分散，预算编制上很难单列，统计起来难度太大，很难做到全面准确，公开没有实际意义。
　　然而，中央连续几年大力推动压缩“三公”经费工作，每年压缩下来的数字都向社会公布，这其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三公”经费在预算上很难单列、统计难度太大的说法。尽管有关部门的畏难情绪仍然挥之不去，但它们再也拿不出拒绝公开“三公”经费的正当理由了。
　　如西谚所言，“上帝拼命要掩盖的，就是世人迫切想知道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存在严重的畏难情绪，主要是担心自己在“三公”经费预算管理上的诸多问题暴露于天下，因而必欲以“三公”经费封闭运行的方式加以“掩盖”。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预算管理粗放而混乱，特别是涉及“三公”经费的项目，要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无法清晰完整地体现在预算表中，要么含有不正当甚至违法犯罪的运作，不敢正式体现在预算表中。鉴于“三公”开支是最容易滋生腐败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国务院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就是选择这个十分敏感的改革支点，促使政府“三公”开支规范化、集约化，倒逼政府预算管理进一步公开透明、科学合理。
　　一些地方政府对“三公”经费公开工作百般畏难，反弹剧烈，恰恰说明这项工作戳到了它们的“最痛处”。地方政府“拼命要掩盖”，由此形成公布“三公”支出的阻力越大，公众有针对性地施加的压力就应随之加大；公众不断推动政府“三公”开支和财政预算的规范化、集约化改革，才能使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和财政预算全面公开上积聚新的自信，产生新的动力。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畏难情绪，还缘于对舆论“得寸进尺的批评”的某种担心，唯恐不断加码的舆论压力令自己不堪承受。如某市财政局一名官员曾在一个重要场合抱怨说：预算公开越公开越不讨好，无论公开到哪个程度，媒体都能“鸡蛋里挑骨头”，真不知怎样才能让媒体满意？他的抱怨中明显带有一种畏难情绪，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
　　在改革年代，任何改革措施都难免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批评，因为改革越是深入，可供舆论批评的地方就越多，在公众对改革的预期与改革的实际进展之间，永远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舆论要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尽快实行政府预算公开；政府预算公开起步之后，舆论又提出预算公开应当充分、彻底，“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特别要公开政府最敏感、社会最为关切的“三公”支出费用；等到九十多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等少数省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又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三公”预算支出公开应当具体、细化，不能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粗线条”。
　　可以设想，如果不久以后，政府预算公开中“三公”支出及其他项目支出都做到了足够具体、细化，舆论仍然会提出新的问题，会设定新的更高的标准，比如对其中某项支出是否合理提出尖锐质疑，或者对某个项目的绩效和影响穷追不舍……
　　地方政府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出现的畏难情绪，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公开的实际工作来排解。从根本上讲，国务院的三令五申也好，社会舆论持续施加压力也罢，都是为了推动政府预算不断提高规范化、合理化水平——随着政府预算规范化、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推行预算公开的动力也将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应当善待舆论“得寸进尺的批评”，无论有多大的畏难情绪，“三公”经费公开和政府预算全面公开改革都要坚定前行，而不能走上“闭门预算”的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