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听到凄然着地的枯枝，簌簌地落在院中的石子路上。”
　　当海关总署公布进出口数据，2011年8月中国进口规模上升119．2亿美元，而出口规模下降18．2亿美元，波德莱尔的《秋之歌》想必容易引起观察者共鸣，一些专家担忧中国制造的拐点已经来临。根据短期波动，结论也许为时过早，但恐怕不是杞人忧天。这个时辰是迟早要来的；这是发展的普遍难题，而我们面临特殊挑战。
　　中国制造大而不强。2009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为15．6％，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制造业大而不强，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低端，生产的附加值、服务性相对落后。虽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比上一年度上升一名，排名第26位，竞争力排名连续7年上位，但另外一组数据也值得注意：外商投资企业占高科技行业产出的三分之二，占高科技出口的十分之九。中国制造并没有取得“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那样的地位和声誉，却面临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更突出国家的强力竞争。
　　创新国家建设中，政府的制度环境整备是必要的，但政府不是创新的主体。
　　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的政策、善治是稀缺资源。德国古典经济学派的李斯特认为，在经济崛起、尤其是后进追赶先进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视教育还是无视教育，重视制度还是无视制度，鼓励创新还是不鼓励创新，都取决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在一个伟大的天才手里，就像用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间色色具备；但是……断送在痴迷狂妄和专制暴虐的铁腕之下，消失得比兴起时更快。”政府的制度环境整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混乱，是生机勃勃还是死气沉沉，但政府不是创新的主体，不能越俎代庖。亚当·斯密推崇“无形之手”，即市场主体的竞争机制，认为政府只是“必要的恶”。弗里德曼则明确指出：“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来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企业家是无法培养的。
　　熊彼特1912年就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新型破坏”，推动技术和制度不断进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清楚地表明，国家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优势。根据英国商业企业和管理改革部（BERR）的研究，世界上100家左右领先企业处于技术进步的中心地位。美国75％左右的科研人员在企业，像贝尔实验室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它隶属于朗讯；日本也有68％—70％左右的科研人员在企业。
　　而我们正好倒了过来，70％的科研力量在院所大学等公立机构，真正应该成为主力的企业却乏善可陈：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只有万分之三，99％的企业根本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甚至没有自己的商标。三分之二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没有研发机构；中小民营企业要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害怕忙了半天，为别人做嫁衣，对研发普遍没有热情。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在台州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比率只有0．91％，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就是模仿。根据英国BERR的报告，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进入了全球1400强。认识到企业家是宝贵资源，这是必须的；但坏消息是，正像刘易斯断言的那样，“企业家是生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
　　问题是难的，但希望尚在。我们未雨绸缪，也未必能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惊人一跃；而如果无所作为、放船江流，则一定无法避免落伍乃至沉沦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