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称，深陷债务危机的意大利政府正请求中国大量买入意大利国债并投资其战略行业公司，以帮助该国走出金融危机。路透社的相关报道更加具体，说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已率代表团造访罗马，并与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和国家控股实体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进行了会谈。
　　鉴于希腊债务危机时，中国曾出手购买希腊国债，因近期其收益率大幅上升，希腊很可能将难以避免发生债务违约，而令中国面临明显损失，对本次意大利方面的请求，中国国内呼声更多的是“不买为上”。诚然，直观看去，本次不买意大利国债，不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拯救进程，短期内我国外汇资产似乎就不易出现损失。当然，如此便也没有关于责任归属、责任大小的争论。
　　问题在于，放任欧洲债务危机深化，完全作壁上观，是否就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抉择呢？
　　回顾过去，希腊此前陷入危机时，我国政府曾出手予以援救，但由于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受制于多边政治框架的博弈规则，经济问题被政治化，导致问题久拖不决。最终，希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没有在问题爆发之初就得到有效控制，也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反而造成危机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相继蔓延开来，并最终殃及占据欧洲经济显著地位的意大利，显现出积重难返的迹象。一个证据是，假设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要救助希腊、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总共需要1.18万亿欧元的资金。而目前的资金缺口大约4200亿-4300亿欧元，这个缺口即相当于意大利所需要的援助额（4480亿欧元）。
　　更大的麻烦是，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只是一个协议性质的救助安排，它是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欧洲边缘国家设计的一项紧急金融援助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也缺乏足够强大的共识基础。这就意味着，不仅面临金融困境并寻求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救助的国家可以退出，而且那些欧洲核心国家也可以选择不充当担保人。随着德国、法国等欧洲核心国家面临日益强大的政治阻力，这项协议可能根本无法得到全面落实，或者因“添油战术”导致协议力度进一步软化。由此，可能使得欧元的前景变得非常危险。
　　谁都知道，在当前阶段，欧元出现问题一定会导致新一轮世界性金融危机。如果是一个弱国退出欧元区，将带来主权违约、企业违约、银行体系和国际贸易崩溃等一系列后果。货币贬值基本上于事无补。据瑞银估算，一个较弱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9500-11500欧元。随后几年的人均成本可能为3000-4000欧元/年，这相当于第一年GDP的40%～50%。
　　如果像德国这样的较强成员国退出，将带来的后果包括企业违约、银行体系资本重组、国际贸易崩溃。瑞银的估算是，德国退出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6000-8000欧元，此后为3500-4500欧元/年，这相当于第一年GDP的20%～25%。相比之下，全面救助希腊、爱尔兰及葡萄牙的人均成本（如果这些国家违约）不过略高于1000欧元，而且是一次性的。
　　不仅如此，放任欧债危机，放任欧元瓦解，还将产生不可预估的政治成本。欧洲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将不复存在。经验上，现代法定货币联盟的瓦解几乎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独裁、军人政府甚或内战。
　　所以，笔者以为，是否救助，已不是简单的利润测算，还将涉及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调整和外交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判断。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应承担起自身义务，并在救助过程中尝试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主导整个事件进程。一是审慎设计救助方案，结合自身实力评估投入资金规模，充分参与多边合作进程，保持持续救助的力度，避免前功尽弃。二是寻求我国战略利益最大化，不仅包括交换必要的技术和资源等，还有必要多样化救助方式，如在购买债券之外，还可以提供直接、间接的融资担保等。三是设计必要的保护机制，对救助措施选择性参与，对救助对象区别对待，比如，意大利等具备战略意义的国家可考虑直接救助，加大救助力度，对外围国家以间接救助为主。
　　总之，一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不能依赖等靠要，关键时刻不宜简单说不。中国应更认真地思考并承担国际经济危机中的“中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