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难上加难，无奈之下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推大了民间借贷的规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年化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在利润的诱惑下，相当多企业抽出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据最近一些监管机构透露出的信息，温州民间借贷大约达1200亿的规模。民间借贷，确实为一些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它的高利率给企业加大了融资成本，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不仅资金难归，甚至引起突发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近期，温州民间借贷案发增多。今年4月份来，温州多家知名企业倒闭，老板潜逃，而一个老板出逃可能有数十个民间借贷者在哭泣，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逃，就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失踪，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民间借贷的风险不只发生在温州。据报道，辽宁省银行存款增速连续三个月下降，银行信贷紧张，有2／3的企业贷款需求无法满足，迫使中小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目前沈阳市及辽宁省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年利率达20％以上，而小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5％—8％，民间高利贷酝酿着大风险。此外，今年以来，江苏泗洪县银行贷款收紧，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民间借贷高利借贷升温。厦门市近两年担保行业发展迅速，2009年底厦门市共有担保机构58家，到了2010年三季度末发展到156家。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估计新开工面积达1300万平方米，施工总面积达2300万平方米，计划销售商品住宅1200万平方米，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
民间借贷愈演愈烈，民间借贷的风险在累积，在未来存在风险大暴发的可能越来愈大，应引起政府、社会、借贷双方的高度重视。
首先，放贷人要提高风险意识和法律观念。民间借贷中往往利息越高，潜伏的风险越大，利息特高的借贷很可能就是个诱惑你深陷的泥潭，应该对借贷人的信用、借款用途、偿还能力作全面了解，分析潜在的风险，保持头脑清醒，防止被高利诱惑。同时，要有法律观念，民间借贷利息超过国家基准利率4倍以上即成高利贷，不受国家法律保护，要搞清楚正当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的区分，防范触犯刑事法律。借贷是必须签订书面借贷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利息约定要合法；要有适当的担保措施，确保债权的顺利实现。
其次，建议中央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更多支持。6月7日，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适度提高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让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小企业倾斜，以缓解当前一些企业出现的
“钱荒”的现象。这是长久以来最令中小企业感到高兴的政策之一，被业界称为“银十条”。但是“银十条”还是个框架性的东西，一些优惠条件有待进一步量化明确，比如：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究竟怎么考？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可以容忍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需要尽快出台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细则。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负有庄严使命和重大责任。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积极创新融资服务，开发金融产品，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贷款支持。
再次，建立民间借贷法规制度，让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多年来，政府号召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实际上，银行增加的贷款大多落在上了一定规模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身上，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是很难获得贷款的，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因为这些真正缺钱的企业缺少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也就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它们的融资只能依靠民间借贷市场，在当前形势下，通过民间借贷是众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生存的途径。所以，对民间借贷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应当尽快制定出台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让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作，规范、有序。
最后，强化监管机制。允许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存在，引导和鼓励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机构正常开展民间借贷业务，同时应建立风险可控、监督有效、约束力强的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民间借贷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打击非法融资和融资诈骗活动，促使民间借贷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