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相反，大量的救市资金投入，使得欧美国家政府债务激增，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一场浩浩荡荡的主权债务危机在欧美蔓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头号杀手”。
在应对金融危机最关键的一年——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总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同样，在欧盟成员国当中，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最高的是爱尔兰（14.3%），其次是希腊（13.6%）、英国（11.5%）、西班牙（11.2%），法国居中等水平，比重为7.5%，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各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能超过3%的规定。而如今，这些高财政赤字率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漩涡里，因此，有人说过高的财政赤字是危机的“魔鬼”。
赤字财政是凯恩斯首先提出的，但他的初衷是要把它变成挽救危机的“天使”。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应该为实现充分就业服务，赤字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减少政府税收，对刺激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以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从这个角度说，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能促进经济实现充分增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也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据估算，截至2010年底全球财政刺激方案规模达5万亿美元。但是，如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因此，许多国家都仿照欧盟规定，将一国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定在3%，超过3%就被视为存在财政风险。经济学家还认为，赤字水平在4%以上属于“不可持续”，超过5%就属于高赤字“危险”状态。
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国家无视3%红线，使得财政赤字率飙升呢？西方委托代理条件下的道德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人数众多的大国，由于监督成本上升和“搭便车”效应，很多居民行使所有权的能力有限，往往会放弃对代理人的监督投票权，而委托给一些代表性人物或者机构对代理人实行监督。在这样一种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有可能违背其对委托人的契约责任，并采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政府主导救市导致政府收入减少但开支急剧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急剧上升。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耗资7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增加政府投资，刺激方案中一大块被分配到社会服务领域，如提高失业补助、发放食品券以及为穷人和老人提供医疗补助等。看上去不错的方案，却为多方所诟病，原因就在于这个方案资金来源主要是发债。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通过举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因为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人们会为将来的高税率做准备，增加储蓄而不会增加消费。可以说，这个经济刺激方案无非是美国政府作为代理人，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局面以获得选民支持，主动过度举债，透支了委托人的长期利益而已。
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能力有限等原因，为了维护自己的短期利益，代理人可能会置委托人的利益于不顾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有着非常强烈的举债和制造财政赤字的冲动。因为债务到期时间往往超过政治竞选周期，还债责任一般都由继任者去承担，而眼下为了竞选连任，政府可以寅吃卯粮，毫无顾忌。发行公债是赤字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而公债的担保者是政府主权信用，政府有税收收入，所以政府不会出现破产情况，即使债务到期而又无财力还债，它仍然可以借新债还旧债，甚至不惜开动印钞机。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管国内负债还是国外负债，都是以本币计价，它完全可以通过印刷更多的货币来还债，通过制造通货膨胀使债务无形蒸发。
财政赤字是天使还是魔鬼，政府道德是界限。欧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过后，人们仍然无法从哀鸿遍野中寻找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可持续性不强，欧美政府几近黔驴技穷。单纯的财政赤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后数以万亿计的政府债务，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存量以及各种没有显现出来的隐性负债，将拖累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面对高额财政赤字和巨额政府债务，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是缓解危机的关键，而这有赖于经济的企稳回升。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缩减财政赤字和促进充分就业，对欧美国家来说同等重要。
在通货紧缩、低利率的经济环境无法通过公债贬值减少赤字的时候，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危机处理方式又不可持续。摆在欧美国家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缩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变卖政府资产，获得资金收入；三是实行本币贬值，向债权人转嫁危机。走哪条道路，欧美政府再一次面临道德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