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海外投资风险的日益加大，中国要学会跨国投资的风险管理，提高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
首先是投资保护主义风险。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也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进行安全审查。此外，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应对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第二，海外投资成本上升风险。比如，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资源。然而，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近期宣布，计划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到了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第三，海外投资战略缺失风险。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下降，需求不旺，大宗产品国际价格低迷，企业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相比之下，手中相对充足的现金激发了不少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强烈的“抄底”心态。但总体看来，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收购整合的理解，似乎一直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技术的阶段，而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规划。
第四，海外资产汇兑风险。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汇兑风险越来越突出。特别是2008年以来，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高度不确定风险，中国海外企业屡屡蒙受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当然，更不可避免的是国家政局动荡等带来的不可抗力风险。海外投资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在投资意愿高涨、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必须重视日益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动荡让在这些地区拥有大量投资、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因此，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和速度，而要考虑如何利用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值链为纽带开展海外投资。要降低暴露风险、规避摩擦风险，可采取 “因地制宜”和“柔性进入”的海外投资战略。
“因地制宜”战略就是在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资源和能源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开发计划规划。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而“柔性进入”策略就是可以采取小份额股份购入的形式。比如，在矿产资源开采和使用上，持有20%以下的股份来保障长期供应；或者采取合资形式尽量避免绝对控股，这样可以减少并购敌意，进而为与东道国长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未来十年，海外经济利益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保护权益驾驭风险最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