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现象考究起来颇有趣味。比如，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并不比欧洲晚多少，并且颇有与欧洲资本主义一比高下的架势。曾经在明清两代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十大商帮”即是明证。特别是作为“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更是以其仁义品格和诚信精神极大地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商帮的发展，并使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与以掠夺和压迫殖民地人民为主要特征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了本质差别。晋商在创造性地开拓商路和取得商绩的过程中，足迹遍及欧亚大陆，兴时长达五百余载，并且广积财赀，一度富可敌国；他们创设票号，长期执牛耳于全国金融业界，以突出商绩和良好信誉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营养。
　　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他们严格遵守了8个字的营商原则与处事哲理，即“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深刻领会和践行这一营商原则与处事哲理，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裨益的。
　　牟利是经商的重要目标，这是由商业活动的性质决定的。但对于中国传统商人来说，对利的获取必须以仁义为前提、以诚信为根本。在很多时候，他们把义看得比利还重要。这与传统士大夫通过清廉修德、洁身处事而博得好名声是一样的。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知易行难。这样的法则或道理一些人并不是不知晓，而是做不到。王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够洞烛此理，而且实实在在、不折不扣地将其落实到了行动中。据说在王现所开设的商铺中，曾有伙计给顾客称盐时缺斤短两。王现知道后，不仅对伙计严加斥责、对顾客迅速予以补偿，而且带领全体族人和伙计到关帝庙中焚香发愿，立誓以后决不重犯旧错，坚决做到仁义处世、诚信经商。应该说，王现的经商实践确实体现了“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理念和精神。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王现对中国商业精神的构建、对晋商从萌生到兴盛的推动，乃至对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都作出了特殊建树和积极贡献。他所倡导的“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原则，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诚信缺失的现象日益突出。这种缺失不仅造成社会运行成本激增，也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侵蚀。要改变这种现象，须像王现等晋商那样，既有理论上的觉醒，也有实践上的果敢。只有人们都强烈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树立革除弊病的责任感、勇气、信心，从内心深处信奉诚信、清廉等理念并且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社会风气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