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部门要征“月饼税”，这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实际上，“月饼税”该不该征，发放月饼的福利该不该有，都是争论不出头尾的问题。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在有的管理部门惰于作为，“调查靠媒体，处理靠通报”，留下大片履责空白的时候，税务部门却一枝独秀，不仅“勤于作为”，而且“勇于作为”，把敏感的“胡须”伸进每一个可以收税的细小角落?为什么在工资增长幅度落后于税收增长幅度的情况下，“发月饼”的单位却热衷于发放实物“福利”?
　　前几个月，沈阳的菜店里出现了问题豆芽，开会处理的时候，这个部门说这事不归我管，那个部门称这事我管不了。前些年，北京市对自行车征税，每到年底年初的征税季节，但见大街小巷、粗窄胡同布满征税的摊点，为的是向每辆自行车征收几元钱的税。在这里，有关部门的懒得作为和勤奋有为，二者表面看大相径庭，实际所遵循的乃是同一个逻辑。在权力本应履责、有益于公众的地方，它们经常消失得无影无踪，地沟油、问题奶粉、有色馒头……近些年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哪一个是职能部门在履责过程中发现并曝光的呢?
　　但是，用申辩“发月饼”的不同性质，来反对税务部门对“福利月饼”收税的理由，实际上是用错了“盾牌”。从“月饼税”中，人们看到的是有关部门在逐利时无孔不入的性状。
　　向“福利月饼”征税的非正当性，并不能证明“月饼福利”本身的正当性。块把月饼并不能代表什么福利，但现实中，“月饼福利”的有无，并不以发月饼部门的真正福利的好坏为条件。发月饼的“动力”，正在于福利由钱币到实物的转换上。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转换，生产月饼的厂商才胆敢生产天价月饼而不愁卖不出去，采购月饼的人也才宁愿在购进“福利月饼”时“就高不就低”。这时候，决定福利以什么形式发放的权力，在没有监督或者监督松懈的时候，是必然要“上下其手”从而推高月饼价格的。
　　同样道理，“月饼福利”的非正当性，也不能证明向“福利月饼”征税的正当性。把福利待遇规范化，给公民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留有适当的自由空间，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税务部门把触角伸进任何一个微小毛孔的后果，就是所有生利的地方都被迫用非正当和“非法”的办法来规避非正当的征税。像这样以非正当行为制止、抵制非正当行为，还各自都以为自己行为是正当的，这才是向“福利月饼”征税真正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