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浙江省台州市明确提出楼市限购措施，成了二三线城市限购“首令”。(8月28日《京华时报》)
　　二三线城市“限购令”政策的本意，是将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对接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让“限购”成为较大范围房市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短期内二三线城市楼市降了温，逐利的资本又会把目光投向下一个“价格洼地”，那么房市涨价趋势与调控压力都会继续延续下去。“逆涨价”显然不是限购令所想看到的结果，但它却是一线城市限购令的“副作用”。
　　限购令所行之地，房价均有下滑与受挫，但同样被验证的是，“限购令”只是从供求链上部分抑制房价，不是治本之策，会带来报复性的“逆涨价”。正因为如此，二三线城市限购的施行必须要更注重“可预期性”与“务实性”，避免重蹈一线城市限购令的负效应与“软调控可能”：譬如不能以单一的户籍为限制规定，政府力度要集中于对投资需求的遏制上；譬如要广开正规流通渠道引导游资，而不是任其下行；譬如对保障房建设速度要迅速跟上，以时间换降价空间。
　　我觉得，解决中国的房市问题，最终需要明确住房的公益性质，也需要改革税费体制，更要让保障性住房成为房屋建设的主体。房价问题终究要回到市场的领域来解决，行政性的限购令也终究有退出的一天。正是这样，一线城市也好，二三线城市也罢，应急性的限购令其实无力承载过多厚望，公众更期待市场深处的“刮骨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