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事件频频发生。
　　巨灵财经数据显示，7月全国范围内共有110家公司发布高管离职公告，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所占比例接近六成。8月刚至，离职潮水再度汹涌：仅前4日，离职高管数已达14名。在此次离职风波中，仅占上市公司总量四成比例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成为离职“大户”。
　　伴随着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的密集且超高市盈率的发行上市，“高管是否会为套现便利而辞职”始终是弥散在公众心中的一片阴云。
　　在此之前，多家公司高管频繁“出走”的事实，也多次印证了此种担忧。据了解，亿通科技就曾发生过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集体辞职事件；金钼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和总会计师也“碰巧”在同一天公告辞职……除此之外，在岳阳纸业、宝胜股份等多家企业，类似事件也轮番上演。
　　高管“借故”离职，是否可与“套现”画上等号，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目前，虽然各高管的辞职原因普遍集中于人事调动、个人因素、工作需要等“合理借口”，但投资者对此类解释并不买账。质疑的理由除了源自“扎堆儿”辞职的诡异巧合，更源自辞职之后的大量股票减持事件。
　　对公众而言，相较于数额有限的年薪，套现所带来的一夜暴富应当对辞职者们更具吸引力。
　　一边是投资者们心惊胆战；另一边是高管们悄然退场，卷铺盖走人。本应有强硬政策制约的资本市场，缘何成了一盘来去自由的游戏？事实上，此次事件亦折射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大弊端：事关职业经理人的种种质疑，已不应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的思考，应当更多地从制度及法律层面思考。
　　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在职公司高管套现并非易事。《公司法》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关于高管套现的时间、数额的这条详细规定，是在职高管套现难以逾越的门槛。
　　然而，根据相关规定，高管辞职半年后即可不受上述“门槛”制约。正是基于这一背景，部分高管、尤其是持股高管，一经公司上市便纷纷辞职，引来投资者的一片哗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一点：即职业经理人的权利与义务究竟如何界定，二者的平衡点又该设定在哪里？
　　对于这一困惑，我国现行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仍旧难以厘清其中关系。一方面，目前我国对于职业经理人这一群体，仍缺乏相关法律规范其地位、权利、义务，使其在与资本持有者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如何保证拥有独立经营权的职业经理人对公司、企业的忠诚度，也是一大难题。
　　高管辞职套现事件实际上正是这一制度性缺陷的全面展现。无论投资人如何担心辞职是其“减持套现”的前奏，高管们由此获得的丰厚回报，已足够其将旁人眼光视若无睹。
　　在此之前，就曾有多位学者建议：高管辞职套现问题，应当在《公司法》中做出补充规定，“禁止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董事长等高管在辞职套现后5年内到任何上市公司就职，同时禁止他们在3年内到非上市公司就职”。除此之外，亦有业内人士建议，可规定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1年内，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得转让”，以加大高管辞职套现成本。
　　无论建议以何种形式呈现，加大高管辞职套现的风险和成本，是遏制此类事件发生的核心思路。
　　此外，还应考虑对高管股权抛售规则作适当修订。比如，取消公司高管辞职以后半年就能卖出所有股票的规定，改为仍然必须锁定满3年才能卖出。对其股票买卖作出一定限制，既为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也是向普通投资者传递管理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和信心。
　　另外，尽快建立相应的淘汰机制，对创业板回归理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淘汰制缺乏的背景下，创业板中的股价泡沫及高管套现必将成为常态。目前，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例，退市制度已被广泛采用。据了解，该市场高峰时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目前减少了2000多家。在1995年之后的12年间，该市场退市公司数量甚至超过同期新上市公司数量。高淘汰率带来了的竞争压力，不仅并未抹杀市场活力，反而激励其成为全球创业板市场中的领航者。
　　最后，加强对新股发行的监管力度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管不约而同“扎堆儿”辞职套现的行为，实则是这一群体对股票及公司市值缺乏信心的表现。创业板的股价动辄在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倘若不在这一黄金时刻抛出，谁能保证未来这笔财富仍属于自己？在充满泡沫的股价下，高管们将几元钱买进的股票转身抛出，瞬间换来大笔财富，谁又能不动心？
　　对比海外市场上，新股上市后较之发行价格溢价水平能达到10%～20%已是上线，有限的利润并不足以驱动大批从业者为此放弃职业前景。从这方面考虑，如何通过改善新股的发行体制，使创业板的发行价和股价“接地气儿”，也将对我国职业经理人制度有侧面影响。
　　由此，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拷问，除了从道德的角度谴责，还须我们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