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通胀周期。其典型特征是CPI涨幅不断创新高，但产能过剩问题也日益突出。通货膨胀与产能过剩同时并存，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与发展方式的困境。因此，如何实现抑制通胀与消除产能过剩的双重目的，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经济学中，产能过剩指的是产业的潜在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的实际需求所形成的供大于求的状况。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在欧美一些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如果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意味着可能有超过设备能力发挥的现象。如果设备开工率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对中国而言，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开始步入了产品相对丰富的时期，产能过剩的字眼就此频现报端。而到了2004年以后，抑制产能过剩一直是管理层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刺激计划在取得缓解金融危机的积极效果的同时，产能过剩问题却更加突出，而国家发改委也多次发布警示，提醒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风险。
　　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出现在传统产业中，在大多数的新兴产业中更是普遍存在。比如目前国内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项目约有30个，总投资达800多亿元，煤化工盲目建设和过度发展不仅加剧了煤炭供需矛盾，也直接影响到全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尿素产能为3400万吨，超过国内需求30%以上；轮胎产能的47%以上需要出口市场消化；此外，电解铝、平板玻璃、钢铁、水泥、汽车等产业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产能过剩问题。
　　重复建设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规划后，各地的太阳能、风能等建设项目一拥而上，在各地已经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当中，除西藏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推广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均存在较严重的重复建设风险。
　　在国家发改委今年公布的新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也将限制产能过剩行业作为一个重点内容，在限制类条目设置上加强了对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的限制，从产品规格、参数和生产装置规模等方面分别对限制范围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并提高了准入标准。
　　按说，产能过剩就意味着产品供大于求，将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的势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电解铝，今年上半年虽然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但下半年普遍预计价格将会有所上涨，而钢材、水泥等产品的价格也大都稳中有升。在此推动下，自去年年初开始，我国的物价指数节节攀升，7月份CPI同比涨6.5%，创37个月来的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下的压缩产能过剩的成本十分高昂。2000年之前，产能过剩的调整通常由国有银行来买单，由此造成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不良贷款。据央行统计，银行的不良贷款中有大约70%或多或少与产能过剩有关，其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
　　国有银行改革以后，政府利用银行为产能过剩融资的可能性大幅下降，通过国内外股市融资成了重要渠道。据统计，A股一级市场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发行157只新股，筹资总额达1512亿元。而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强烈的再融资需求。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家上市公司提出了增发预案，计划融资总额超过420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同时，还有数十家上市公司的公司债仍处于预案阶段，预计将募集资金近700亿元。股市的大量失血，是导致股指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产能过剩背景下的通胀提示我们几点：一方面是我国通胀的类型属于比较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那些产能过剩严重的产品之所以价格仍能保持坚挺甚至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国外原材料价格以及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所致。而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大都能通过价格机制转嫁给广大消费者。
　　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将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陷入多重矛盾中。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胀形势，按照惯常的做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又可能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产能过剩必须依靠大量出口来缓解压力，这样贸易顺差会增加，致使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上升。但是，人民币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进而降低升值压力，可是如果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的格局持续下去，又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
　　这个两难困境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精准的把握。抑制产能过剩，就是要削减过多的供给，使供给和需求恢复到市场均衡的状态。但调控力度不能太大，要避免造成新的短缺，进而引发价格的大起大落。
　　其实，表面上看似悖论的通胀与产能过剩并存的现象，问题背后的症结在于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也就是说，要解开这个“疙瘩”，必须从遏制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入手。按照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地区竞争理论，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的途径就是片面追求高产出、大规模的产业，目的就是通过做大GDP总量以实现最好的政绩。由于很少考虑最大效益，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就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建设必将导致对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再加上外围美元贬值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上游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是形成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这两种不同副产品的根源之一。在预算软约束以及追求GDP或产值最大化的冲动下，产能过剩不能完全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加以解决，不得不主要依靠行政强制干预的手段进行压缩。而通货膨胀在市场调节未果的情况下，也过多地转向行政干预的手段，并且通胀还会加剧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治理通胀实际上也有利于减轻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现象的发生。
　　实际上，要遏制通胀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之道还是要回归到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之中，使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的功能。这就要求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使投资型、建设型政府尽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强化效益考核与预算约束的力度，避免盲目的大投资、乱投资。如果在治理通胀的同时能够真正实现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配置，那么产能过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